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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岩
第四章 文明屬性與使命分工
第三節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邏輯特徵（下）
五、直與迂
西方“實證科學”所建立的是一種線性思維方法。所謂規律者，線性規律也。那麼規律為甚麼非得要線性呢？因為線性規律簡單，便於掌控事物。“線性→規律→可控”就是這樣一種邏輯線索。其實笛卡爾建立的平面直角坐標就是為線性思維服務的。直角坐標軸那就是兩條線的交叉。牛頓-萊布尼茨的微積分就是典型的小線段思維，一種線性思維的應用，一種線性方法與切分划小方法的完美結合。
對於不屬於線性規律的複雜事物，那麼按照西方“實證科學”的思想，那就可以用無數個小線性來模擬、逼近、替代。這樣非線性規律就可以轉化成為線性規律來研究，就象非物質的精神體被降格為物質體來研究一樣，就象將系統的“質性”當做“量性”來研究一樣，也就象不斷的將事物的《內機》轉化為《外象》來研究一樣。這些就是西方“實證科學”賴以研究事物的方法。其實所有這些降格轉化的研究方法都藉助了“線性替代”的邏輯。
線性方法其實就是一種“直”的邏輯，用“直接”的方法想問題，這也是由於西方《外學》只能夠看到事物物質性《外表》的特徵所決定的。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屬於一種效率文明，一種急性子的利己文明，否則也就不會急於與上帝劃分“管轄範圍”了。因為物質文明，效率文明，所以線性，因為直線最簡潔、最有效，最能夠節省時間。其實這也就是“過程”的意義消失的一個原因。過程不創造價值，而是只帶來成本，所以過程時間越短越好，過程的意義越小越好。其實線性過程就滿足這種最小化要求。
那麼到底甚麼叫做直線呢？“實證科學”定義“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叫做直線”。其實“實證科學”關於直線的定義也屬於一種有限的定義。其實直線背後的意義只是一種最簡潔最快效的能量運行軌跡而已。然而認為能量耗費最小軌跡必須表現為直線，其實這隻有在笛卡爾直角坐標系所定義的線性空間之內才有意義。如果超越了線性空間，把直線作為最小能量軌跡其實是沒有任何保證的，或者說，最小能量軌跡必須表現為直線是沒有任何保證的。或者再換句話說，最小能量軌跡採用直線的方式其實只是在低層能量空間的一種表現而已。或許就是霍金斯教授所發現的人類文明能量值近幾百年一直徘徊於190那樣的物質空間而已。其實直線或是曲線？與空間的能量級別有關。這也是線性規律很難向更大範圍、向其它空間延伸的原因所在，因為線性規律的能量級別不夠、能量級別太低。
線性思維，直接思維，其實都是一個意思。西方把一切事物規律都轉化為線性規律的思維可以稱之為一種“以直為迂”的思維。我們為甚麼使用“以直為迂”這個詞彙呢？因為在《孫子兵法》中有“以迂為直”這麼一個詞彙。西方思維模式屬於“以直為迂”，把一切非線性現象都看成線性規律，都用線性逼近、替代。然而東方思維則是一種典型的“以迂為直”的思維，把一切事情都設想複雜，都採用一種迂迴的方式對待。戲稱就是東方人彎彎繞、繞彎彎、花花腸子。也就是說，東方思維屬於一種“間接思維”。借用戰略學的語言，東方思維屬於一種間接路線。
那麼再換另外一種表述方式，對應於西方的線性思維，東方則屬於一種“循環邏輯”。其實“以直為迂”還是“以迂為直”？應該屬於選擇關於“線性邏輯”還是“循環邏輯”的一種延伸使用而已。
我們一談到“循環邏輯”，大家表面一聽，好象都明白了，其實不然。因為“循環邏輯”要分析起來非常複雜，涉及到許多複雜的關於陰陽關係的問題，比如陰陽是如何相濟的問題，也就是陰陽如何互生，如何互為動力的問題。分析起來非常複雜。這裡僅僅給大家提問幾則。比如甚麼是“循環”？您知道“圓周循環”與“太極循環”的區別嗎？您聽說過“子午循環”與“卯酉循環”這些說法嗎？
西方人直性子、快性格，東方人慢性子、含蓄、繞彎彎。其實這也是使命使然。我們舉個例子。這是本人很久以前讀到的相關內容。據說西方人的腸子很短，比東方人的腸子短1米多，不知道是否指的只是承擔主要消化功能的小腸部分。相對而言，東方中國人的腸子長度據說達到7米多。當然許多人會從人類的飲食習慣方面進行解釋。甚麼食肉呀，甚麼植物纖維呀等等原因。其實這些只不過又是一種自然論的解釋而已。都是《進化論》的腔調。關於東西方關於人體腸子的長度差別，那為甚麼不能夠是一種系統設計的結果呢？為甚麼總是要推給那個沒有意識的“自然”呢？即便是《進化論》那個所謂的“物競天擇”，如果“天”沒有意識，那麼又如何能夠進行“選擇”呢？！沒有意識、沒有標準，但是卻會選擇。那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其實本人很早就在其它文章中給大家論述過。《解釋論》與事物真正的《內機》可能沒有甚麼關係。你能夠解釋的了的某種現象，與這種事情真正發生的機制與過程其實可能不一定有甚麼必然的聯繫。比如中國管理諮詢界所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諮詢師們講給企業的一切故事其實都是道聽途說而已，沒有一件事是諮詢師自己真正做過的。解釋的可以天花亂墜，但是企業真正創業的艱辛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些被故事所忽悠的企業最後發現那些諮詢師忽悠的故事好聽不好用。因為“客位”的解釋與“主位”的機理可能完全是兩回事。
其實人類的飲食習慣也是被神明刻意安排的，根本就不是甚麼“自然”的選擇。飲食習慣相對應的身體結構也就是那麼被造就的。西方人直腸子，東方人的花花腸子，也是有原因的。不妨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中國雲貴川女人特別能幹，里裡外外一把手，然而四川男人大多是耙耳朵，陰盛陽衰。然而中國大西北則是大男子的天下。這些似乎僅僅是民風所致。然而讓我們與“後天八卦方位”進行一下對照，那麼答案就揭曉了。“後天八卦方位”西南為坤位，所以西南女性強盛；然而西北方方向屬於乾位，所以男人強悍。無論別人怎麼想，反正本人絕不會接受甚麼“自然主義”的解釋或者甚麼“偶然”的原因。
西方文明擅長於小尺度事件，因此線性思維在本質上屬於一種“點思維”的短鏈思維、短線邏輯。這種短鏈思維一旦被無限延伸的時候往往就會發生“跨界”的問題，其實所有“泛科學”所犯的錯誤就是這樣的錯誤，屬於超越前提假設條件的無限延伸。
線性思維其實也決定了西方思維的決定論、絕對化的屬性。因為兩點之間的直線只有一條，所以線性規律就一定是一種絕對化的認知、唯一性的認知、黑與白的01邏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這種絕對化認識與線性邏輯其實是分不開的。
另外，因為線性在平面上已經是最節省能量的軌跡了，所以過程也就不可能提供超越直線的額外價值了。所以在線性過程中，過程並不能創造額外價值，也就是說在線性規律主導的世界里，過程不創造價值。這種關於過程無意義的認識與線性思維其實也是分不開的。
關於線性認識的來源，其實線性思維與物質性思維也是分不開的，或者說，線性規律就是由於物質屬性所決定的。那麼我們就講這樣一個大的規律吧。當事物對象越趨於物質屬性的時候，那麼事物規律也就越趨於線性規律。也就是物質規律的收斂屬性越發揮作用。事物越物質，物質越剛性，那麼規律也就越向直線收斂，事物規律就越趨向於一種線性規律。這或許可以屬於物質收斂性的軸收斂屬性吧。
相反，如果事物越趨於精神導向，那麼事物規律也就越遠離線性，事物的因果邏輯也就越彎曲，越向“以迂為直”的規律靠攏。這就是“事物越物質越線性，越精神越彎曲”的法則。博弈或意志對抗就屬於一種精神導向，所以所有對抗性的game都走向一種“以迂為直”的路線。這種“以迂為直”的思維在本質上其實屬於一種“流思維”。《孫子兵法》中就有這樣一段“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這就是“以迂為直”關於“流思維”屬性的最經典說明。其實這種“流思維”屬性與我們前面剛剛分析的“適應性”處世模式也是完全一致的。
西方物質思維屬於一種線性思維，談到這裡了，可能還需要給大家再來講一講關於“非線性”的問題。其實關於這個“非線性”問題，系統論、信息論都在談論這個問題，比如甚麼信息反饋屬於高階函數等等。但是西方文明關於“非線性”或者“高階函數”問題的研究一直以來都很難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那是為甚麼呢？我告訴大家，在純物質性對象的研究中，所謂的“非線性”規律其實根本就不存在。一旦有“非線性”的現象發生了，那一定就是因為有了“非物質”的力量的介入。因此在物質界中研究所謂“非線性”現象那絕對是死路一條。
相反，精神力量的“非線性”作用，也就是超越常規物質“線性規律”的作用，其實也就是我們在本節第一個問題“分與合”中給大家講到的那種關於“合”的“放大作用”。精神力量的“非線性”作用其實就是對物質力量的一種“放大作用”。
也因此，我們可以歸納性的看到：“分”者，分於物質，“合”者，合於精神；“分”者，線性思維，直接思維，“以直為迂”，“合”者，非線性思維，間接思維，“以迂為直”；“分”者，效果消弱，“合”者，效果放大。
然而在西方世界中真正能夠意識到關於意志對抗屬於間接性邏輯的人，那是在《孫子兵法》2500年之後才出現的上世紀30年代的英國軍事史專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李德•哈特那部不朽的作品——《戰略：間接路線》實際上徹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線性思維。至少在戰略學領域是如此。
六、延伸與超越
關於“延伸”與“超越”這組維度的討論，西方思想顯然是線性思維的“延伸”機制。在商業模式上，這就叫做“複製”。而東方“以迂為直”的思維模式顯然屬於一種“超越”式的思維模式。借用《孫子兵法》的術語，“延伸”、“複製”屬於“正”；“超越”、“突破”模式則屬於“奇”。請注意，兵法“奇正”的這個“正”與儒家“中庸守正”的這個“正”的含義的層次還不太一樣。一個側重於思想層面，一個側重於邏輯層面。比較容易混淆。我們本節所關注的那都屬於邏輯層面的問題。
要理解東西方文明屬於“延伸”還是屬於“超越”的思維模式，首先我們必須幫助大家追溯一下東西方文明關於水平使命與垂向使命的不同分工問題。這與我們上一節關於西方文明“原罪論”與東方文明關注“性本善”的不同人類使命關注點也有關聯。
實際上西方文明比較關注人“過去時態”的來源問題，西方宗教觀認為人類來源於一種“原罪”，人類是因為犯了罪才下落到人間。來到人間之前的那個罪屬於一種“原罪”，就是“先天”所帶來的那個“罪”。這種“原罪”在邏輯上其實可以對應於《易經》中的那個“先天八卦”。
那麼人類來到了人間以後，西方文明就關注人類在這個人類水平空間層次當中如何待下來、如何待下去的問題。其實人類所在的這個空間，相對於宇宙無數更高層次的空間而言，是一個比較低的空間層次。人類就被壓在這樣一個空間層次之內，也就是一種固化的剛性物質空間。其實人類在這個空間層次之內以任何物質手段都不能夠看到其它空間，更看不到高層宇宙空間。因為這也是為了宇宙安全而設定的特徵。
被擠壓在剛性物質空間人類的認知視角其實就屬於一種水平維度。人類“入世”的認知其實都屬於一種水平思維。因此西方文明也就被賦予了在人類空間當人類文明發展到某個階段的時候建立起一種水平維度物質文明的使命，也就是在人類空間建立一種剛性的物質文明、建立起一種迷失的文明。
因此西方思維就被造就成為一種水平思維的方式。其實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西方文明的諸多分析邏輯都與西方文明這個水平維度的使命息息相關，比如我們剛剛講到過的線性邏輯就是如此。其實笛卡爾的直角平面也是如此，因為線性規律必須呈現在平面上，也就是一種水平維度的空間形態。
然而東方文明關注的則是關於人“將來時態”的去向問題，關注人如何才能夠“返本歸真”，如何才能夠返回到宇宙天上的家園。所以東方文明的使命是一種關注人如何“提升”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提高人類境界的問題。因此東方思想，比如儒家思想，就更關注人性的教化，也就是如何“教化”幫助改變人心、提高境界的問題。
因此東方思維必須是一種將來時、可變觀、動態觀。我們研究的“結構”與“過程”的真正意義、價值創造意義實際上也與此相關。所以《易經》這本關於變化的bible也就是一切東方思想的根本。換一種說法，東方文明更關注人的將來，屬於一種“將來時態”，因為將來、未來充滿了變化。能否再回得了天上、能否“返本歸真”，那就要看這個生命“後天”的表現了。其實《終點決定論》那個“最後的審判”就是關於“後天”一切因果的。是對生命在“人世間”所有“後天”所作所為“最後的審判”，而不是針對“原罪”的審判。因為“原罪”早就已經審判完了，所以人類才會被放逐而掉落人間。
因此西方的“原罪論”屬於一種已經被固化了的“過去時態”，已經被審判過了的錯誤。人類“原罪”的錯誤，那是在天上犯的錯誤，那是“先天”的錯誤，那是已經犯下的，已經發生過了的，是無法改變的，是已經被固化了的。可見西方思維方式的固化論、決定論、絕對論與西方宗教的“原罪論”與“過去時態”也是密不可分的。
東方文明所關注的人類如何返回去的問題，而不是在這個人類空間層次當中永遠待下去的問題。這裡就涉及到一個關於西方“宗教信仰”與東方“修煉文化”的差異性問題。其實宗教只是西方文明的一個概念，因為西方文明的使命是要把人類維持在地上生存，所要針對的就是一種大面積的人群。所以西方信仰就走入了一種宗教形式，是為了加持大規模人群道德的。
而且作為物質文明的一種補充與平衡，西方宗教信仰一直具有一種無可替代的作用。只不過到了近現代文明時期，西方的宗教信仰一直以二分法的方式存在。“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然而象西方這種普適人群意義上的宗教，其實在東方是沒有的。東方所具有的是一種“修煉文化”，針對人的個體，針對“個體人”的精神維度。修煉只針對個人，不針對群體。因此東方的“修煉文化”是不入教的。不採用宗教形式。典型的例子就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真正的精髓其實是在民間秘傳，並不為大眾所知。道家喜歡的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神秘莫測。所以對於外人而言才屬於一種“神秘主義”。
那麼為甚麼是這樣呢？因為東方文明關注的是人的境界提升與返本歸真。這也是東方文明所謂“出世”的部分，一種垂向之理。當然東方思想中也有“入世”的部分，比如儒家、法家、形名家等等。然而真正的“出世”修煉只能針對個人，而不能針對群體。修煉那完全是個人的事。修成修不成，那完全取決於個人的修為。所以東方“出世”的精神修為原本是不入教的。至於從印度傳入東土的佛教，還有道教在宋元之時走入一種宗教形式，那些則屬於另外一回事，也是有道理的。甚至超越了人間“入世”的理。想必我們日後應該有機會給大家分析。
那麼也就是說，東方的精神追求原本是不入教的。東方的“修煉文化”只見人心不重形式。而西方宗教則屬於精神信仰的一種外部形式。西方文明擅長形式。宗教就是一種形式。這裡也算是略見一斑吧。其實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就是混淆了宗教形式與上帝信仰的差別，用地上宗教人群的表現去論證天上上帝的問題，完全是邏輯顛倒。
東方文明關注人的向上提升。向上維度其實屬於一種垂向層次問題。所以東方文明就被賦予了一種垂向思維能力，而不是局限在一種水平維度上看問題。當然這也是東方文明的使命使然。東方文明擅長於一種上下垂向方向的思考方式。西方關於精神與物質的水平關係，在東方思想中就屬於一種“形而上下”的關係。所謂“形而上”其實就是超越物質形式的，就是不能夠被剛性物質形態所固化的意思。關於西方的水平思維與東方的垂向思維本人記得好象在以前曾經給大家提到過。
東方文明開發人類的垂向認知能力，西方文明開發人類水平認知能力。水平能力在於“延伸”，垂向能力在於“超越”。這就是東西方文明的分工，也就是認知能力的差異。那麼為甚麼需要這樣一種分工呢？
原因本人前面已經給大家分析過了。然而需要給大家補充的是，這裡還有一種超越人類文明層次的意義。因為即便是某人在未來，如果能夠返回到高層宇宙空間的話，那麼水平能力與垂向能力，這兩方面的能力在高層宇宙空間中也需要同時具備。因此這兩方面的能力也需要在人世間進行錘鍊打造。
接下來我們還需要給大家做進一步闡釋，那就是水平思維具有甚麼樣的屬性？垂向思維又具有甚麼樣的機能特徵？當然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也只能夠點到為止而已。
我們講，水平維度上的線性思維在本質是屬於一種“延伸”式思維。大家知道，兩點之間的直線只能有一根，因此水平方向的線性思維只能是絕對化的、唯一性的。因此水平“延伸”就屬於對原有“線性規律”的一種遵守。“延伸”的本質就是遵守規律，而不是違背規律。
另外，“延伸”思維在當今經濟時代的物質發展模式上叫做“複製”。當今人們都想將某種成功模式通過簡單“複製”的方式來攫取物質利益方面的成功。“複製”就是可以不用動腦子的方式進行“延伸”。於是延伸、複製進而就演變成為了“發展”的代名詞。“發展”就是“複製”，就是剽竊、仿冒、或者山寨。其實這些都是從線性“延伸”的邏輯來的。
當然在正向意義上講，“延伸”邏輯代表着對於制度與規律的遵守；然而在負向意義上看，“延伸”就成了一種不勞而獲的討巧思維。
真的是甚麼東西一旦到了中國那就都變了味了。因為“延伸”屬於一種物質邏輯。但是一旦遇到當今已經喪盡天良的那些中國人的時候。這種“線性延伸”就被邪惡的“人心”給拐帶偏了。卻是因為“人心”的範疇應該屬於“迂”而不屬於“直”。所以物質規律一旦遇到了中國人“人心”的時候，那就一定會拐彎的。
西方水平思維屬於一種“延伸”邏輯。這種“延伸”邏輯的正向意義就屬於遵守，包括對於規律、秩序、契約、合同與各種制度的遵守。但是在負向意義上又會表現為一種墨守成規、好逸惡勞、投機取巧、制約創新等等意義。
就象“切分”會產生能量縮小作用一樣。負向效果可以被縮小，正向效果也同樣被縮小；也象管控思維一樣，負向因素可以被管控，正向因素也同樣會被管控住。這就是正負效果不可被分割，善惡因果必須共同存在的原理。
如果說水平思維屬於遵守規律，那麼東方垂向維度的思維方式則屬於一種超越、突破、改變、變化、創新、不固步自封、不循規蹈矩，也就是不受現有規章的制約，不遵守原本的規則。在正向意義上，這叫做超越。然而在負向意義上就屬於破壞，破壞規則、破壞制度、不守規矩。
因為東方原本垂向維度的思維指向是一種自下向上的正向改變，是高尚道德對於人類行為的約束，是走向越來越被更高的標準所約束的一種正向向上的提升，我們不是講人在精神維度方面向上的發散嘛。這其實是一種不斷擺脫現有層級規律的制約，不斷向上向更高標準尋求制約性的努力，也就是不斷用更高道德標準、精神標準或者宇宙特性來要求自己。這才是正向向上開發的本質，單方向的正向向上，一種有正向制約性的垂向思維維度。
東方的垂向思維注重的是《內機》、《內核》屬性，是一種結構體《內核》導向。那麼當垂向思維的《內核》丟失或者被物質徹底淹沒的時候，垂向維度的思維方式所剩的就只有外表形式而已，那麼垂向思維模式或者“超越”模式就會向負向方向墮落，負向精神就會展現出來。
這也就是當正向道德制約沒有了的時候，也就是人類文明到達了後期的時候，也就正向精神完全徹底被物質文明埋沒了的時候，那個垂向思維就被表面物質文明給帶到溝里了。這個時候的“超越”就表現為對於所有水平方向秩序、制度、規範的蔑視與破壞，而失去了向更高境界升華的意義。因此，在中國，我們講過，“制度是用來破壞”，因為破壞制度者有可能獲得最大的外部機會。也就是說，東方人起源於《易經》的變化思維，到了人類文明末期的時候就墮落成為了一種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投機主義”思維方式。在當今中國，股票市場的本質不是投資而是“投機”。關於這一點中國股民都有切身體會。本文在第八章中會有專門討論關於當今中國人“機會主義”思維的篇幅。
水平思維實質是屬於一種守成，對現有規律的遵守，屬於“正”。垂向思維則屬於一種超越，超越現有規律的制約，屬於“奇”。在《孫子兵法》中就有關於“奇正關係”的專門論述。水平思維，對於規律的尊崇就屬於一種“正思維”。垂向思維，對現有各種規範的超越就屬於一種“奇思維”。比如《孫子兵法》中講“以正守，以奇勝”。其實在東方的“生文明”中，無論奇正都是不可或缺的。《孫子兵法》還講：“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關於“奇正”，老子這樣講“以正治國以奇治軍”。“奇正”之用其實是不同的。《孫子兵法》可謂是講盡了“用奇”之道。其實《孫子兵法》奇正都講，所謂“以正合，以奇勝”，正為守，奇為攻。正守陽，奇用陰。然而中華文明在兩宋時代“去陽外傳”之後似乎已經不擅於“守正”之法了，而且“用奇”也從“道”的層面淪落到小能小術的層面，從“超越”之理淪落到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了，“用奇”也就成了一種權謀詭詐了。
七、正理與反理
關於“正理”與“反理”，其實我們並不是想給東西方文明扣上甚麼帽子。“正理”與“反理”實際上是人類文明在生命周期過程上的一種表現。其實任何一個結構體的生命周期也都是如此。當結構體處於生命周期早期的時候，結構體是被正向作用所主導，由正向力量所主導。這時候也就屬於正理意義的階段。然而當結構體到了生命周期末期的時候，一切負面因素、負面作用全都爆發出來了，成為結構體的主導力量，那麼結構體就屬於負向力量導向，就屬於一種“反理”階段。
因為當人們長期處於負向作用為主導的時期，負性的東西看得久了，就會出現一種以負為正、以負為常的認識。其實這就是關於“反理”的意義，以負為正，以反為正。就是這個意思，呈現出一種“反理”的認知。當然這只是我們在最淺顯層次上關於“反理”的一種解釋。舉個例子，人們通過《外眼》看東西，在大腦上的成像實際上是反的，但是人腦卻當做正像來對待，人們已經意識不到關於大腦實際成像屬於一種反像的問題。
其實任何結構體生命周期的末期都會被這種“反理”主導，人類文明也是如此。因為西方文明主導人類文明的末期，所以西方文明也屬於一種“反理”，而東方文明負責人類文明的中早期，所以東方文明屬於“正理”階段。這是由於人類文明過程階段屬性所決定的，並不是本人對於東西方文明存有甚麼偏見。而且我們先不要給關於“正理”與“反理”附加太多的價值觀意義。當然實際上的價值觀意義是避免不了的。“正理”與“反理”我們就先作為原理、規律、機制或者一種邏輯來看待。“正理”與“反理”其實也屬於“機理”的一種“質性”劃分。因為關於“正理”與“反理”比較容易造成一種文化誤解，所以本人在寫作這部分內容的時候其實是比較糾結、比較猶豫的。
其實道家思想早就認識到了人類文明到了生命周期末期的這個天象。道家講我們當今的這個時代屬於一種“陰陽反背”的時代。因為道家多秘傳，所以真正道家的認識也很少流入到人類社會的表面認知上來。因此關於“陰陽反背”的理也就很少為人所知。
舉個例子，比如物質與精神的屬性，到底是屬於陽還是屬於陰呢？按照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解，物質是實體、是外顯的，當然屬於陽；而精神是虛無縹緲的、是捉摸不定的、是藏在人的思想之中所不得見的，屬性那當然應該屬於陰。
其實我們告訴大家，我們現在關於物質與精神陰陽方面的認識已經屬於“陰陽反背”之後的陰陽之理，已經屬於一種“反理”的認知了，已經屬於人類文明末期的認知了。但是大家並意識不到這樣的問題。那麼回到人類文明的早期時代又是應該如何認識呢？比如按照中醫的認識，人體之外的外物質的屬性其實屬於陰，比如食物，而人的主體才屬於陽。也就是資源、食物、樹木、動物等等人之外的一切外部存在其實都屬於陰，唯有人才是陽的。又比如《孫子兵法》並不認為物質外形是真正實實在在的導向，形之下的物質可能是虛假的，因此《孫子兵法》有關於“虛實”這麼一篇。物質非實也，虛也，唯有內情才是真實的。實際上佛家思想也認為我們物質世界的一切現象其實都是幻象，並非實體，也屬於一種“虛擬世界”。
也就是說，我們當今關於事物陰陽屬性的認識其實都屬於一種“反背之理”，屬於已經處在人類“反理”時代的認知。比較典型的表現就包括物質為陽、精神為陰、物質第一精神第二、翻天覆地、以地為天、反客為主、以表為里、以《外象》代替《內機》、以“量性”代替“質性”、以點代線、以小尺度代替大尺度、以要素代替系統等等。這一切其實都屬於一種“反理”。
所謂的“反理”實際上反映的就是人類認知事物基點的一種轉移，也就是坐標系、參照系原點位置的轉移。在人類文明之初，原本是以結構體《內核》的“質性”DNA作為判斷事物的標準。《內核》具有上通“天道”的屬性，那時的人類認知是以《內核》為判斷基點，其實也就屬於一種“天理”參照系，屬於本人在批判《進化論》第二章中所講到的那種“向上看”的坐標系。那麼“反理”又是如果發生判斷基點轉移的呢？
在人類文明的末期，在“反理”時代，判斷事物參照系的原點位置已經從結構體的《內核》轉移到了《外殼》上面。這種原點轉移就造成對事物正反判斷的變換，也就是“理”發生了一種反轉。
這種《外殼》之理實際上就是東方“天地人”所說的“地理”。“正理”與“反理”的反轉實際上就是“天理”與“地理”的反轉，“地理”與“天理”呈現為一種“反理”關係。天地之理互為“反理”。其實這也是垂向層次認知機制的一種。比如戰略學在戰略層次的要求與戰術層次的要求往往就是相反的。
人類文明走向一種“反理”實際上是在“天子時代”進入第三個1000年之後所發生的，特別是在第三個1000年前半段的500年，在宋元時代所發生的。在第六章中我們會專門給大家討論這個問題。實際上這裡存在着一種東方文明“去陽化”的過程。
大家知道，“生的機制”來源於陰陽平衡、陰陽相交。其實陰陽相交有內部相交與外部相交兩種形式。在結構體的初期，陰陽相交屬於內部相交的形式；而到了結構體生命周期的末期，陰陽相交就採用一種外部相交的形式。
其實這裡面涉及到結構體生命周期在“使用”維度方面發展的一種基本規律，也就是，由內向外的發展，由《內核》導向向《外殼》導向的方向上走。其實關於陰陽本身的屬性也都是如此，在發展後期走向一種外部陰陽，一種要素陰陽。陰陽相交的方式也是如此，由內部相交走向外部相交形式，也就是從一種“內生”、“自生”轉向一種“外生”形式。其實當“外生”形式成為結構體主導“生的機制”的時候，其實離走向“滅的機制”也就為時不遠了。因為結構體一旦轉向“外機制”、外依賴的時候，被外部力量、外部資源掌控的程度也就高了，距離走向結構體的“終極意義”也就不遠了。人類文明在末期階段的物質文明實際上就是走向了一種外控式的發展模式，被地球上的物質資源時鐘所操控。
回過頭來再讓我們來談一談關於“反理”在“入世”層面的意義。其實“反理”反轉的意義是為了準備滿足末期陰陽外部相交的需要。在人類文明的末期，需要一種陰陽外部相交。陰陽反轉與陰陽要素化其實是同時發生的。只有在陰陽要素化之後，東西方文明才出現了明確的要素陰陽之分，就是建立在外部要素陰陽意義之上的，之前東方文明屬於陰陽兼備，西方文明屬於陰陽混沌無知。為此在人類文明“天子時代”的第三個1000年的前半期先後發生了“陰陽反轉”，東方“去陽化”，並將“要素陽”向外傳、向西傳的過程，從而藉助東方文明的一個外部夥伴——也就是西方物質文明將“陽文明”培養成為一種成熟的“滅文明”。其實這也屬於需要東西方文明並聯并行發展完成各種階段使命；然後到了西方物質文明的最後階段，也就是進入“帝國時代”的時候，再將一種成熟的“滅文明”回傳給已經物質化了的東方專制統治者。
因此，陰陽反背，“反理”時代，人類文明物質化，陰陽要素化，陰陽外化，東方文明“去陽化”，要素陽外傳，這些都是人類文明走入末期階段的需求有關。所以西方文明屬於“反理”，這裡並沒有偏見、蔑視或負向的認識，因為人類文明在這個末期整體上就屬於“反理”，只不過西方物質文明的“反理”是人類文明末期的主宰而已。
其實與蔑視恰恰相反，西方文明非常擅長處理負向要素，“負向”要素與“反理”屬於一種“負負得正”，所以當人類文明在負向力量成為主導的末期階段，西方文明才被安排成為人類文明的主導角色。西方文明擅長“反理”，就被使命安排在這個階段發揮作用。
我們以前給大家講過關於陰陽三個層面的認知，要素陰陽、內外陰陽、層次陰陽。反理，其實屬於陰陽關於層次之理的一種表現。這一點我們以前給大家提到過。層級之理涉及到層級安全論，屬於宇宙安全機制的一種。其實這方面屬於本人是比較不願意講的內容，所以只是給大家提及一下而已，還是不講為好。
圖：網路 / 文：正見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