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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歷史真貌―春秋戰國時代的科技(二)

作者: 
 心緣
“五行學說”的確立
西周末年就已出現了對“五行”的認識。《尚書・洪範》把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稱為“五行”, 並認識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 認為“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牆;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牆作甘”。(見西周史),而《國語・齊語》認為:“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戰國時期五行學說開始廣泛流行,並與陰陽學說想結合。五行學說反映了各種自然現象的相互對立與聯繫,對後世的科學技術觀念以及醫學、煉丹術的發展,都有着深遠的影響。
數學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數學專著《九章算術》。根據劉徽的記載,《九章算術》是從先秦“九數”發展來的。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西漢張蒼(?─前152年)、耿壽昌(前1世紀)收集遺文殘稿,加以刪補整理,編成《九章算術》。
《九章算術》包括了近百條一般性的抽象公式、解法,246個應用問題,分屬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
其中, 方田章提出了各種多邊形、圓、弓形等的面積公式;分數的通分、約分和加減乘除四則運算的完整法則。後者比歐洲早1400多年。少廣章介紹了開平方、開立方的方法,其程序與現今程序基本一致。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位數和分數開方法則。盈不足章提出了盈不足、盈適足和不足適足、兩盈和兩不足三種類型的盈虧問題,以及若干可以通過兩次假設化為盈不足問題的一般問題的解法。這也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成果,傳到西方后,影響極大。方程章採用分離係數的方法表示線性方程組,相當於現在的矩陣;解線性方程組時使用的直除法,與矩陣的初等變換一致。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線性方程組的解法。在西方,直到17世紀才由萊布尼茲提出完整的線性方程的解法法則。這一章還引進和使用了負數,並提出了正負術──正負數的加減法則,與現今代數中法則完全相同;解線性方程組時實際還施行了正負數的乘除法。這是世界數學史上一項重大的成就,第一次突破了正數的範圍,擴展了數系。外國則到7世紀印度的婆羅摩及多才認識負數。
這個時代的人們能較熟練的運用數學於城市建築、土地測量與賦役徵收等方面。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各國諸侯為周王築城,動工前,專職官員“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池,物土方,議遠近,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疰糧,以令役於諸侯”。就是說,對王城的 長、寬、高連溝在內的土石方以及人工、材料,甚至各國勞動力的往返里程和所需乾糧的數量,都計算得精確周到,所以工程得以提前完成。這說明當時人們已掌握相當廣泛的數學知識。公元前548年(周靈王二十四年),楚司馬蕪掩奉命整治軍賦。司馬蕪對不同類型的田土、山林水澤等作了精密的測量和計算,然後依據收入確定軍賦的數額。
天文
《春秋》一書對日月的記錄非常翔實。在二百四十二年間,記錄日食三十七次,其中三十次已證明是可靠的,最早的一次是魯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公元前七二 O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日全食,比西方的記錄早了一百三十五年。《春秋》魯文公十四年(公元前六一三年)秋七月記“有星孛入於北斗”,天文學家公認這是“哈雷雪”在世界上最早的記錄,比歐洲的記載早了六百七十多年。。
大約在周初,我國已經知道用土圭觀察日影,測定冬至和夏至的時日。《左轉》記載了兩次日南至(冬至),一次在魯僖公五年(公元前六五五年), 一次在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年),兩次間隔一百三十三年, 其間記錄閏月四十八次,失閨一次,共計應有閏月四十九次,這就是有名的十九年七閏的方法。這不但比商代的曆法精確,而且比歐洲應用這個曆法早一百六、七十年。
戰國時期,楚人甘德、魏人石申各寫出一部天文學著作,後人合稱為《甘石星經》,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學著作。書中記錄了800個恆星,其中121個的位置已被測定。還記載了五大行星的運行情況。
機械
機械方面,巧匠公輸般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公輸般是春秋末年魯國人,姓公輸,名般,字若,因系魯國人,所以又稱魯班。這位民間工藝家,不僅能建造“宮室台榭”,而且 在攻伐征戰頻繁的年代,曾造“雲梯”、 “勾強”等攻城、 舟戰的器械;還“削竹木以為雉(鵲)”,藉助風力飛行。相傳他創造了“機關備具”的“木車馬”以及磨子、碾子等,人們稱頌他是“機械之聖”。魯班對後世有巨大的影響,幾千年來,一直被公認為木工、石工、泥瓦工等工藝部門的祖師。
春秋時還出現了一種提挈重物或向深井打水的機械,叫桔槔(gao,音高)。孔子的弟子子貢曾說:“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鑿木為機,后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湯,其名為槔”。桔槔的形制是在井旁或渠邊的高柱上,橫支一根長木,長木前端用長繩懸一空小桶,後端捆紮一重物(如石塊)。將前端繩索往下一拉,水桶就可打水;然後把手放鬆,由於后重前輕,水桶便被提上來了。這種機械要比完全靠人力提水,輕易得多,因而得到廣泛的應用。近代農村中,仍有採用桔槔打水的。
衡器是稱量物體重量的器具,發明較早。傳說帝舜時代就有了。衡器有等臂秤(天平)和不等臂秤兩種。1954年長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戰國木衡是等臂秤,而傳為安徽壽縣出土的戰國時期的“王”銅衡,則可能是不等臂秤。衡器所據的原理是兩邊力矩相等而達平衡的槓桿原理。對於等臂秤(天平),權(法碼)的重量與物的重量相等;對於不等臂秤,重物與重臂(重物至支點的距離)之乘積等於權(秤鉈)與力臂(權至支點的距離)之乘積。墨家學派曾闡述了不等臂秤的工作原理,墨家把重臂叫做“本”,把力臂叫做“標”,權的重量比物的重量輕,對此,墨家指出,若要這種秤“相衡”的話,必須“本短標長”,可見墨家已知槓桿原理:重x本=權x標。這比古希臘阿基米德於公元前三世紀發現槓桿原理要早一個多世紀。
此外,春秋戰國時期還出現了對滑輪、輪軸等槓桿機械的利用。據說公輸般曾建議季康子造轉動機關安葬其母,這轉動機關可能就是轆轤;在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中,也發現用轆轤提升礦石的遺迹。
建築
木結構的廣泛應用和框架式結構的高度發展是我國古代建築技術最突出的特點。無論哪種木結構,構件主要用榫卯接合。長沙戰國墓葬中,棺槨方木榫卯有插榫、銀錠、齒形三種形式,說明這種建築結構乃是中國先人的獨立創造。
古代建築的宏大規模和技術進步,突出表現於城市的建築和規劃。春秋戰國時,都城的建築規模更加宏偉。洛陽周代都邑呈不規則方形,南北長3300米,北牆長近3000米,主要建築物在中部偏南,和《考工記》“方九里”,“王宮居中”的記述相符。戰國城邑方圓千丈,戶以萬計,如齊國臨淄有七萬戶,分內、外城;燕國的燕下都也分內、外城,東西長8300米,南北長4000米,主要建築物安排在城的中軸線上,成為主次分明,左右對稱的完整建築群,城內還有陵墓區、手工業作坊區等。
建築材料的發展對建築工程有着重要的意義。春秋以後,房屋建築中瓦的使用更為普遍。秦國還有青銅鑄造的“全杠”,作為樑柱結點和裝飾之用。
水利
春秋戰國時期,水利出現了一個規模空前的發展高潮。這個時期興建的水利工程大致可分為灌溉、運河、堤防這三類。大型灌溉工程的修建始於春秋末,到戰國最為興盛,主要工程有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鄭國渠等。
芍陂(音皮)是古代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今稱水庫),位於安徽省壽縣安豐城南,又叫安豐塘,是公元前六世紀末由楚國令尹孫叔敖主持修築的。芍陂的設計很巧妙。它恰當地利用當地東、南、西三面較高而北面低洼的地形特點修築,“陂有五門,吐納川流”。陂周約百里,灌田近萬頃,民得其利。
漳水十二渠是大型農田灌溉渠道,由魏國郵令西門豹主持修建。各渠設有調節水量的水門,酈道元說是“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
都江堰是舉世聞名的大型灌溉工程,在四川省灌縣。是秦昭王(公元前306一前251年)時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整個工程由分水魚嘴、寶瓶口、飛沙堰三個部分組成,有灌溉、防洪的作用。都江堰修成后,使成都平原大約三百萬畝良田得到灌溉,成了“水旱從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至今它仍發揮着重要作用。
鄭國渠是公元前246年由韓國的水工鄭國為秦國設計開鑿的。他“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由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渠成,“關中為沃野,無凶年”。
醫學
為後世奠定了中醫望、聞、問、切“四診”的診斷方法,被奉為“脈學之宗”的醫學家的扁鵲就誕生在這個時代。
扁鵲,原名秦越人,齊國人。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記載,扁鵲曾管理一家客棧,有一位叫長桑君在此客棧住了十餘年,他一直在觀察扁鵲,他們互相都知道彼此均非等閑之輩。長桑君年邁之時,決定傳與扁鵲醫術。長桑君“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長桑君從懷中取出葯給予扁鵲,告訴扁鵲,用未沾及地面的水服用此葯,三十天後,可看見隱秘之物。並將所有的秘方書籍授與扁鵲。扁鵲依他的話服藥三十天後,“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這時,扁鵲能看見牆那邊的人,已具有透視物體的特異功能。當用此功能看病時,能透視人的五臟六腑,並知道病症在那一臟腑。自此,扁鵲開始在齊國或趙國行醫,以“診脈”為名。
他曾以“切脈、望色、聽聲、寫形”針葯並用,使虢太子起死回生。他能預知疾病的進程和疾病的結果,這從他三勸齊桓侯和給趙簡子醫治的醫案中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扁鵲贊道:“扁鵲言醫,守數精明,為方者宗,後世循序,弗能易也。”
據《新唐書・藝文志》記載,扁鵲着有《黃帝八十一難經》二卷。《難經》是一部闡述《內經》中有關脈學、經絡、臟腑、疾病、腧穴、針法等問題的著作。全書以質疑問難開工共分八十一難,其中第六十九難至八十一難主要討論針法及其補瀉法的運用。《難經》進一步豐富了《黃帝內經》的內容,對後世針灸學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另外見於記載的著名醫生還有醫緩、醫和。緩與和都是秦國的名醫。醫緩曾為晉景公治病,診斷景公病在盲之上,膏之下, “(藥物)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不久,景公果然病死。後來,晉平公又患重病,醫和來到晉國,診斷後,確定平公的病既不是飲食引起的,也不是鬼怪纏身,而是貪戀女色,縱慾過度的結果,醫藥已經無效,少則三年,多則十年,必死無救。十年後,平公不治而死。緩與和都被人譽為 “良醫”。在病理上,醫和提出“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六氣失調致病的理論。對後世醫者很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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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歷史真貌―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藝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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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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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風雲變幻的時期。儘管戰事頻繁,可文化、科技依舊繁榮,這個時期的思想、文化為後世的歷史文化奠定了基礎。
文化
* 文學
散文
殷墟卜辭可以說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獸骨龜甲上簡略地記錄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辭。《尚書》(又稱「書經」)是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記載上自堯舜,下至秦穆,大多都是史官所記的帝王的誓、命、訓誥,具有重要的古代史料價值。《尚書》也可以說是我國第一部散文集。其文章結構複雜,文辭簡練。
春秋時孔子編撰的《春秋》,是流傳至今的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史。它通過極為簡練的文字,概括出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並表示出作者對這些事件的褒貶。《春秋》對於後世歷史編寫起到示範的作用。
《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質樸、精鍊而形象生動,「詩味」濃郁,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
《左傳》一書是戰國初期的著作,它不同於專門解釋《春秋》的《公羊傳》和《穀梁傳》,是中國一部敘事生動而具有真實性的編年史。這本書不但有豐富的語言,記述春秋時人的對話,曲折生動,極為活潑,而且敘述歷史事件,特別是描寫戰爭,都能繪聲繪色,令人讀了如同親歷其境。唐代著名的史學評論家劉知幾曾竭力稱讚《左傳》的敘事文,認為是「古今卓絕」的(《史通・雜說上》)。《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

詩歌
民間歌謠在春秋、戰國間是非常流行的。《左傳》、《國語》和諸子書,就時常稱引民間的歌謠。由於歌謠的流行和發展,戰國時代的詩歌在文體上已有不同。在春秋以前的詩歌總集《詩經》中,,「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國風》是土風歌謠。「兮」字的有無是區別當時宮廷和民間歌辭的標準之一。在《國風》里常見用「兮」作語助詞,《大雅》、《小雅》、《周頌》、《魯頌》、《商頌》中就很少見。原來「兮」字古音讀為「啊」,是古時民間歌謠中常用的語助詞。
到春秋、戰國間,民間歌謠中出現了句法長短參差而生動活潑的歌辭,已不像《國風》那樣多用整齊的四字句。這時民間的歌詠往往是用音樂來伴奏的,在音樂伴奏中,唱着長短參差而生動活潑的歌辭,是很能感動人的。荊軻從燕國出發入秦謀刺秦王時,路過易水,高漸離彈着一種叫做築的竹制的弦樂器,荊軻歌唱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的歌和高漸離所彈的築的音調是相和的,據說先為「變徵之聲」(「變徵」是一種悲哀的音調),大家聽了都流淚涕泣;后又「為伉慨羽聲」(「羽聲」是一種慷慨激昂的音調),大家聽了,都睜大眼睛,頭髮也好像豎立起來了(《戰國策・燕策三》)。 這時南方民間的歌曲,更是曲折變化,悅耳動聽。
據說楚頃襄王時,鄂君子晰泛舟於新波之中。鐘鼓的聲音剛停止,打槳的越人就一面打槳,一面歌唱,用越語唱出了三十二個字音的一首歌,因為鄂君聽不懂,請人用楚語譯出,成為這樣一首楚辭:「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說苑・善說篇》)
《老子》五千言,大部分是用韻文寫成的,語言精鍊而生動,含義深刻。
詩歌的代表:楚辭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張湯傳》。可見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時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
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在《楚辭》中除了《離騷》以外,主要的作品有《九歌》(包括《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天問》、《九章》(《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迴風》)、《遠遊》等篇。
* 文字
中國的古文字在殷周時代就具有藝術風味。殷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刻辭」以外,還有用筆寫的「書辭」。西周的金文(銅器銘文)在鑄造之前,先要寫好字跡。其中有好些作品字體美觀,可以說出於當時無名的書法家之手。但是,有意識的把文字作為藝術品,使文字藝術化,是從春秋末期開始的。春秋末年吳、越、蔡、楚等國往往在作為儀仗用的兵器上,鐫刻美術字體。它和當時的草率字體正好相反,力求工整美觀,或者在筆畫上加些圓點,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應有的筆畫之外附加鳥形的裝飾。這就是「鳥篆」、「蟲篆」或「繆篆」的起源。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楚墓發現的越王勾踐劍,整個劍身滿飾菱形暗紋,有銘文作「越王鳩淺自作用劍」八字;一九七七年湖南益陽縣赫石廟戰國墓中發現的一把銅劍,上下兩面都鑄有「越王州句(即朱句)自作用劍」的銘文,都是這種鳥篆字體。
到了戰國時代,文字在民間頻繁而廣泛的應用中,簡化的、草率的字體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變化十分顯著,不同地區之間文字異形的現象也很突出。當時印璽、貨幣、陶器上的文字,銅兵器上的刻款,銅器上所刻工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簡、帛書,都是草率的字體,它和青銅禮器上工整的銘文顯然不同。大體上當時重要的青銅器上工整字體,還是沿用着西周以來傳統的寫法,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體,是出於當時各地民間的自由創造。正因為出於各地民間的自由創造,字的寫法很不一致,連偏旁也有不同,出現了漢代許慎所說七國「文字異形」的現象(《說文解字敘》)。
戰國時代還沒有字體的專名,但是在實際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兩種字體。工整的一種就是篆書的起源;草率的一種可以稱為「草篆」,也可稱為「古隸」,它正是從篆書到隸書的過渡。以秦國為例,當商鞅變法時,所製造的「商鞅方升」上的銘文寫得工整,是西周以來傳統的篆書;但是「大良造鐓」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屬於草篆的字體。秦昭王時的兩顆玉印(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都作「泠賢」兩字,一個是小篆,另一個是草篆,近於隸書,「泠」字的偏旁已不從「水」而作「三點水」。戰國後期秦「高奴禾石銅權」的銘文,已是隸書字體,「奴」字的「女」旁和「造」字的「搋」旁都已同於隸書。在秦始皇沒有完成統一以前,實際上小篆和隸書兩種字體都早已存在,「新嘀虎符」的銘文是小篆,而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帛書《為吏之道》則近於隸書。隸書和小篆最大的區別,就是變圓筆為方筆,變弧線為直線,這樣寫的速度就可以加快。
戰國時代許多重要銅器銘文都用工整的篆書,講究美觀。例如戰國初期韓國製作的編鐘,所有銘文都先划好方格,在方格內寫着工整的篆書,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銅器銘文也都是工整的篆書。這就是書法的起源。後來秦始皇統一全國文字也還沿用這個辦法,除了廣泛應用隸書以外,許多刻石和重要銅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寫得工整美觀。相傳李斯就是個書法家,「號為工篆」,許多刻石和十二「鍾杼金人」的銘文都出於他的手筆(《水經・河水注》引衛恆《敘篆》)。從這時起,作為書法藝術的文字和作為應用工具的文字,分別遵循着各自的道路向前發展。
藝術
戰國時代的美術品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甲、青銅工藝品(附金銀錯、鑲嵌及銅鏡),乙、雕塑性美術品,丙、繪畫性美術品,丁、其他工藝品──漆器、玉器、陶器等。
戰國時代藝術的大量具體材料,得益於過去五十年中的考古發現。例如以下各地的出土物對於美術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義:山西渾源李峪村,河北易縣、唐山,河南輝縣、汲縣,洛陽金村,山東臨淄,安徽壽縣,湖南長沙等。這些地方或發現了墓葬,或尚殘存着建築遺迹,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銅器,但也有瓦當、玉器、漆器和陶器等。戰國時代的美術研究,特別得益於建國后河北唐山,河南輝縣、洛陽和湖南長沙的發掘。這些發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性而又有藝術價值的珍貴材料,並且提供了有關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識。
* 青銅器

青銅器有:渾源李峪出土的趙國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國器,輝縣出土之魏國器、洛陽金村出土之韓國器,安徽壽縣出土之蔡國器及楚國器,以及各地出土之齊、秦各國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時代及地域的風格變化都有待研究。但明顯的具有共同的趨勢。銅器有相類似的新造型與相類似的裝飾主題及裝飾方法。裝飾的部分或立體化而趨向寫實風的動物雕刻,或布滿全體趨向繁複及重疊纏繞的組織。裝飾紋樣以蟠螭紋最普遍,但處理的方法有多種不同。在鑄造技術上,透雕的裝飾已可能用蠟型法澆鑄,花紋系利用簡單的壓抑法印在銅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銅和錫的成分也有新比例。 戰國青銅器的風格華美瑰麗。戰國銅器的華麗的風格特別出現在金銀錯等鑲嵌的器物上,金、銀及紅銅等金屬或松綠石、水晶、玉、瑪瑙等礦石,填充或鑲嵌在青銅器的花紋空隙處,產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陽金村和輝縣固圍村的金銀錯及珠玉鑲嵌器,都是中國工藝史上的珍品。 戰國時代的銅鏡,以楚國及其鄰近地區發現較多。圓形銅鏡(少數是方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鑒人,背面有組織得很嚴密而完整的圖案。這些圖案往往是在繁密的底紋之上有旋轉縱放的雲雷紋或幻想的動物紋樣。上下兩層因反光不同而呈現出對比效果。戰國的銅鏡紋樣是中國圖案紋樣的典範之一。戰國銅境的合金中,為了使鏡面光潔細膩,常加入少量的鉛,背面的花紋也因而特別整齊清晰。
* 雕塑
戰國時代的雕塑作品,顯然具有表現動態及開始刻畫面部表情的能力。長沙出土的木俑和洛陽出土的胡女銅像,動態的表現是很微妙的。作為已知的早期的雕塑藝術品,是不平凡的嘗試。其他一些工藝裝飾性質的雕塑,如山西長治分水嶺出土的猴形、鸚鵡形銅飾,洛陽金村出土的多種跽坐胡跪形銅人,金銀錯雲紋及獸紋的銅洗上的一對正要躍入水中的蛙,這些作品表現動物的動作都很真實。洛陽金村出土的金銀獸首、龍首,輝縣出土的車轅首的獸頭形飾物,都採用誇張的手法。並善於利用金屬的不同色澤進行裝飾,而獲得生動效果。
* 繪畫
《韓非子》記載了畫家用了三年時間為周君畫篋,配以強烈的光線,可以看出「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顯然這是戰國時代裝飾畫中的主要題材。楚國詩人屈原在所作的《天問》之前,曾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壁畫中「天地山川神靈,琦瑋fh?及古聖賢怪物行事」的充滿幻想的神話圖畫。古代著名的巧匠魯班,用腳畫自知相貌獰丑,不願人見而潛匿水中的「忖留神」的圖像。齊國畫家敬君,為齊王畫九重台,不能回家,畫了自己妻子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齊王所奪。齊王客認為畫人所熟知的狗馬,難於畫人沒有見過的鬼魅。由此可知當時繪畫藝術的發展狀況。
戰國時代的繪畫性作品中,以長沙出土的帛畫《龍鳳仕女圖》作為已知的第一幅繪畫。 其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戰國時代繪畫藝術水平的作品,有故宮所藏《水陸攻戰紋銅壺》和輝縣出土的刻紋《燕樂射獵銅鑒》以及汲縣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銅鑒》上的奏樂、射箭、宮室景象及九種戰鬥場面。
長沙出土的彩畫漆奩上,有樹木、奔馳的車馬、狩獵等景象。說明了當時繪畫藝術的構圖能力。其他如金銀錯的狩獵壺及銅鑒上的車騎、動物等景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當時繪畫的一般水平。 在工藝美術範圍中,漆器工藝尤為突出。除了上述的繪畫故事人物的漆奩以外,長沙出土的漆盾、神鳥盤、三鳳及二鳳盤、彩漆畫案及軾,都是現存的最早的完整的作品。用麻布制胎夾苧技術已很普遍,塗漆勻潔,顏色(紅和黑)鮮麗。圖案構圖極為巧妙精美,線紋或細如髮絲,或勻稱厚重,描繪技術也達到高度水平。戰國漆器圖案和銅鏡圖案,有同樣重要的地位。
* 玉石
玉石工藝也有傑出的表現。洛陽金村出土的玉佩、玉璧及各種動物形玉飾,輝縣出土的大玉璜、雕金鑲玉嵌珠銀帶鉤和玉鸚鵡,技術精絕為古代玉器工藝之冠。金村發現有玉石工藝的半製成品,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其製作過程。但古代制玉的技術,對於我們仍是一個謎。戰國時代玉器工藝中體現了圖案造型中一些基本規律。
* 服飾
東周男子服飾與西周服飾相差不多,大致沿襲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變化。衣服的樣式比商代略寬鬆。服裝款式特點為右衽、窄袖,長至腳踝,腰間束帶的較多,也有衣長與坐齊的。衣袖有大小兩式,領子通用矩領,但還沒有扭扣,一般在腰間系帶,有的在帶上還掛有玉制的飾物。當時的腰帶主要有兩種:一種以絲織物製成,叫「大帶」或叫「紳帶」。另一種腰帶以皮革製成,叫「革帶「。
一般「士」服是窄袖織紋衣。這種服裝為矩領,領、袖、襟、裾均有緣飾,肩上有披肩,腰系絛帶,並在右側掛玉佩。
而春秋戰國貴族冠帽與服飾與一般士人有所不同。他們頭戴冠,兩側有組纓下垂繫於頜下,腦後辮髮上挽,包入冠內;身穿窄袖長袍,腰系帶,足穿鞋。現珍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戰國玉人為戴冠、穿寬袖服裝的官員。
春秋除胡服之外,還有一種服式,叫「深衣」。深衣不同於上衣下裳,是一種上下連在一起的服裝,這種服裝在社會上影響很大,不論貴賤男女、文武職別,都可以穿着深衣。
戰國時期的服飾有較明顯的變化,比較重要的是胡服的流行。所謂胡服,實際上是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服裝,它與中原地區寬衣博帶式漢族服裝有較大差異,一般為短衣、長褲和革靴,衣身瘦窄,便於活動。首先採用這種服裝的趙武靈王,是中國服飾史上最早一位改革者。短衣齊膝是胡服的一大特徵,這種服裝最初用于軍中,後來傳入民間,成為一種普遍的裝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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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 歷史真貌:東周之諸子百家爭鳴(二)

作者: 
 心緣
儒家─規範人類行為道德之法
* 儒家的奠基人─孔子的生平
孔子出生在魯國昌平鄉的陬(音鄒)邑。他的祖先是宋國人,叫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紇(音禾)。叔梁紇年老時娶顏姓少女才生了孔子,那是他們到尼丘山向神明禱告后而得孔子的。魯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孔子誕生。他剛出生時頭頂是凹下去的,所以就給他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十七歲那年,魯國大夫釐子病危,臨終前告誡兒子懿子說:“孔丘這個人,是聖人的後代,他的祖先打敗了宋國。他的先祖弗父何本來繼位做宋國國君,卻讓位於他的弟弟厲公。到他的另一個先祖正考父時,歷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三次受命一次比一次恭敬,所以正考父鼎的銘文說:‘第一次任命鞠躬而受,第二次任命時彎腰而受,第三次任命時俯首而受。走路時順牆根快走,也沒人敢欺侮我;我就在這個鼎中做些麵糊粥以糊口度日。’他就是這般恭謹節儉。我聽說聖人的後代,雖不一定做國君執政,但必定會有才德顯達的人出現。如今孔子年少而好禮,他不就是才德顯達的人嗎?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以他為師。”等到孟釐子死後,孟懿子和魯國人南宮敬叔便前往孔子處學禮。
孔子家境貧窮,社會地位低下。長大之後,曾做過管理倉庫的小吏,出納錢糧算得公平準確;也曾擔任過管理牧場的小吏,牲畜生長得很好。因此他又升任主管營建工程的司空。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他不辭勞苦,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奔走遊說。
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們都稱他為“長人”,覺得他與一般人不一樣。
在魯國時,孔子曾去周學禮。孔子從周回到魯國后,跟從他學習的弟子就漸漸多起來了。可以說,孔子是我國教育史上私人授徒講學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學在官府,孔子興辦私學,廣收門徒,把教育對象擴大到了平民,把文化知識傳播到民間,為古代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個時候,晉平公淫亂無道,六卿把持國政,不斷出兵攻打東邊的侯國;楚靈王軍隊強大,也時常侵犯中原各國;齊是大國又靠近魯國。魯國既小又弱,歸附楚國就惹怒晉國;歸附晉國就招致楚國來討伐;對於齊國如果奉事不周到,齊國的軍隊就侵犯魯國。
孔子三十五歲的時候,孔子來到齊國,做了高昭子的家臣,想借高昭子的關係接近景公。他與齊國的樂官談論音樂,聽到了舜時的《韶》樂,就學習了起來,有三個月的時間竟嘗不出肉的味道,齊國人都稱讚他。
齊景公向孔子請教如何為政,孔子說:“國君要像國君的樣子,臣子要像臣子的樣子,父親要像父親的樣子,兒子要像兒子的樣子。”景公聽了后說:“對極了!假如國君不像個國君,臣子不像個臣子,父親不像個父親,兒子不像個兒子,即使有很多的糧食,我怎麼能吃得着呢!”改日景公又向孔子請教為政的道理,孔子說:“管理國家最重要的是節約開支,杜絕浪費。”景公聽了很高興,打算把尼厙的田地封賞給孔子。晏嬰勸阻說:儒者這種人,能說會道,是不能用法來約束他們的;他們高傲任性自以為是,不能任為下臣使用;他們重視喪事,竭盡哀情,為了葬隆重而不惜傾家蕩產,不能讓這種做法形成風氣;他們四處遊說乞求官祿,不能用他們來治理國家。自從那些聖賢相繼下世以後,周王室也隨之衰微下去,禮崩樂壞已有好長時間了。
現在孔子講究儀容服飾,詳定繁瑣的上朝下朝禮節,刻意於小步快走的規矩,這些繁文縟節,就是幾代人也學習不完,畢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這套東西來改變齊國的風俗,恐怕不是引導老百姓的好辦法。”之後,齊景公雖然很有禮貌的接見孔子,可不再問起有關禮的問題了。齊國的大夫中有人想加害孔子,孔子聽到了這個消息。景公對孔子說:“我已年老了,不能任用你了。”孔子於是就離開了齊國,返回了魯國。
孔子四十二歲那年,魯定公繼位。後來魯國出現了大臣專權的局面。孔子不願意再繼續做官了,就回到家中,專心研究整理《詩》、《書》、《禮》、《樂》這些典籍,而他的學生也越來越多,有的甚至來自遠方,無不虛心向孔子求教。
幾年後,魯定公又任命孔子做了中都長官,一年後,各地都效法他的治理辦法。孔子便由中都長官提升為司空,又由司空提升為大司寇。
魯定公十年(前500)的春天,魯國與齊國和解,並約定在夾谷會晤。魯定公準備好車輛隨從,毫無戒備的前去赴約。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兼辦會晤典禮事宜,他對定公說:“我聽說辦理外交必須要有武裝準備,辦理武事也必須有外交配合。從前諸侯出了自己的疆界,一定要帶齊必要的官員隨從。請求您安排左、右司馬一起去。”定公說:“好的。”就帶了左、右司馬一道去。
定公在夾谷與齊侯相會。在那裡修築了盟壇,壇上備好席位,設置了三級登壇的台階,雙方用國君的禮節相見,拱手揖讓登壇。彼此饋贈應酬的儀式行過之後,齊國管事的官員快步上前請示說:“請開始演奏四方各族的舞樂”。齊景公說:“好的。”於是齊國的樂隊以旌旗為先導,有的頭戴羽冠,射披皮衣,有的手執矛、戟、劍、~J等武器也跟着上台了,喧鬧着一涌而上。孔子見狀趕忙跑過來,揚起衣袖一揮,說道:“我們兩國國君為和好而來相會,為甚麼在這裡演奏夷狄的舞樂,請命令管事官員叫他們下去!”主管官員叫樂隊退下,他們卻不肯動,左右看看晏嬰與齊景公的眼色。齊景公心裡很慚愧,揮手叫樂隊退了下去。過了一會兒,齊國的管事官員又跑來說道:“請演奏宮中的樂曲”。景公說:“好的。”於是一些歌舞雜技藝人和身材矮小的侏儒都前來表演了。孔子看了又急忙跑過來說:“普通人敢來胡鬧迷惑諸侯,論罪當殺!請命令主事官員去執行!”於是主事官員依法將他們處以腰斬。齊景公大為恐懼,知道自己在道理上不如他,回國之後很是惶恐,對他的大臣們說:“魯國是用君子的道理來輔佐他們的國君,而你們卻僅拿夷狄的辦法教我,使我得罪了魯國國君,這該怎麼辦呢?”主管官員上前回答說:“君子有了過錯,就用實際行動來向人家道歉認錯;小人有了過錯,就用花言巧語來謝罪。您如果痛心,就用具體行動來表示道歉吧。”於是齊景公就退還了從前所侵奪的魯國鄆、汶陽、龜陰的土地,以此來向魯國道歉並悔過。
魯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五十六歲,他由大司寇實理最高行政官職務。孔子參預國政三個月,販賣豬、羊的商人就不敢漫天要價了;男女行人都分開走路;掉在路上的東西也沒人撿走;各國人來到魯國的城邑,用不着向官員們求情送禮,都能得到滿意的照顧。
齊國聽到了這個消息就害怕了起來,擔心魯國強大起來會稱霸,便送給魯國國君美女,使其不理國家政事。孔子於是離開了魯國,到了衛國,寄住在子路妻子的兄長顏濁鄒家中。
衛靈公問孔子:“你在魯國得到的俸祿是多少?”孔子回答說:“俸米二千石。”衛國也照樣給了他俸米二千石。過了不多久,有人向衛靈公說了孔子的壞話,衛靈公就派人監視孔子的出入。孔子害怕在這裡獲罪,居住了十個月,就離開了衛國。
孔子離開衛國,先到了曹國,又到了宋國,並與弟子們在大樹下演習禮儀。宋國的司馬桓趔想殺死孔子,就把樹砍掉了。孔子只得離開這個地方。孔子到了陳國,寄住在司城貞子家裡。孔子在陳國居住了三年,正好遇上晉國、楚國爭霸,兩國輪番攻打陳國。於是孔子就離開了陳國。
經過衛國時,衛靈公聽說孔子到來,親自趕到郊外迎接。但衛靈公年紀老了,懶得處理政務,也不起用孔子。孔子長嘆了一聲說:“如果有人起用我,一年時間就差不多了,三年就會大見成效。”
孔子曾向師襄子學習彈琴,一連學了十天,也沒增學新曲子。師襄子說:“可以學些新曲了。”孔子說:“我已經熟習樂曲了,但還沒有熟練的掌握彈琴的技法。”過了些時候,師襄子又說:“你已熟習彈琴的技法了,可以學些新曲子了。”孔子說:“我還沒有領會樂曲的情感意蘊。”孔子說:“我還沒有體會出作曲者是怎樣的一個人。”過了些時候,孔子肅穆沉靜,深思着甚麼,接着又心曠神怡,顯出志向遠大的樣子。說:“我體會出作曲者是個甚麼樣的人了,他的膚色黝黑,身材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好像一個統治四方侯的王者,除了周文王又有誰能夠如此呢!”師襄子恭敬的離位給孔子拜了兩拜,說:“我老師原來說過,這是《文王操》呀”。
孔子既然得不到衛國的重用,打算西遊去見晉國的趙簡子。到了黃河邊,聽到竇鳴犢、舜華被殺的消息。就面對着黃河發出了感慨:“壯美啊黃河水,浩浩蕩蕩多麼盛大,我所以不能渡過黃河,也是命運的安排吧!”子貢趕上前去問是甚麼意思。孔子說:“竇鳴犢、舜華兩個人,都是晉國有才德的大夫。當趙簡子還沒有得志的時候,是依靠這兩個人才得以從政的;等到他得志了,卻殺了他們來執掌政權。我聽說過,一個地方剖腹取胎殺害幼獸,麒麟就不來到它的郊野,排幹了池塘水抓魚,那麼龍就不調合陰陽來興雨了,傾覆鳥巢毀壞鳥卵,鳳凰就不願來這裡飛翔。這是為甚麼呢?君子忌諱傷害他的同類。那些鳥獸對於不義的行為尚且知道避開,何況是我孔丘呢!”於是便回到老家休息,創作了《陬操》琴曲來哀掉竇鳴犢、舜華兩們賢人。隨後又回到衛國。不久又去了陳國。
這一年夏天,魯桓公、?公的廟堂起火燒了起來。孔子在陳國聽到了這個消息,就說:“火災一定在桓公、?公的廟堂吧?”不久證實,果然如他所言。
這年秋天,魯國重臣季桓子病重乘着輦車望見魯城,感慨的長嘆一聲說:“從前這個國家幾乎興旺了,因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沒有興旺起來。”回頭又對他的嗣子季康子說:“我要是死了,你一定會接掌魯國的政權佐國君;你佐國君之後,一定要召回孔子。”過了幾天,季桓子死了,季康子繼承了他的職位。喪事辦完之後,想召回孔子。大夫公之魚說:“從前我們的魯定公曾經任用過他,沒能有始有終,最後被諸侯恥笑。現在你再任用他,如果也不能善終,這會再次招來諸侯的恥笑。”季康子就派人召回了孔子的徒弟冉求。
冉求離去之後,第二年,孔子從陳國移居蔡國。次年,孔子又從蔡國前往葉地。葉公問孔子為政的道理,孔子說:“為政的道理在於招納遠方的賢能,使近處的人歸服”。有一天,葉公向子路問孔子的情況,子路不回答。孔子聽說這件事後就對子路說:“仲由,你為甚麼不對他說:‘他這個人呀,學習起道理來不知疲倦,教導人全不厭煩,發憤學習時忘記了吃飯,快樂時忘記了憂愁,以致於連衰老將至也不知道’。”
孔子遷居到蔡國三年,吳國攻打陳國。楚國救援陳國,軍隊駐紮在城父。聽說孔子住在陳國和蔡國的邊境上,楚國便派人去聘請孔子。孔子正要前往拜見接受聘禮,陳國、蔡國的大夫商議說:“孔子是位有才德的賢人,他所指責諷刺的都切中諸侯的弊病。如今的楚國,是個大國,卻來聘請孔子。如果孔子在楚國被重用,那麼我們陳蔡兩國掌權的大夫們就危險了。”於是他們雙方就派了一些服勞役的人把孔子圍困在野外。
孔子和他的弟子無法行動,糧食也斷絕了。跟從的弟子餓病了,站都站不起來。孔子卻還在不停的給大家講學,誦詩、歌唱、彈琴。子路很生氣:“君子也有困究的時候嗎?”孔子說:“君子在困窘面前能堅持節操不動搖,而小人遇到困窘就會不加節制,甚麼過火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孔子知道弟子們心中不高興。便叫來子路問道:“《詩經》上說‘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卻排徊在曠野上’,難道是我們學說有甚麼不對嗎?我們為甚麼會落到這種地步呢?”子路說:“大概是我們的德還不夠吧?所以人家不信任我們;想必是我們的智謀還不夠吧?所以人家不放我們通行。”孔子說:“有這樣的話嗎?仲由啊,假使有仁德的人必定能使人信任,哪裡還會有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呢?假使有智謀的人就能暢行無阻,哪裡會有王子比干被剖心呢?”
子路退出,子貢進來見孔子。孔子對子貢說:“《詩經》上說‘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卻徘徊在曠野上’。難道是我們的學說有有甚麼不對嗎?我們為甚麼落到這種地步呢?“子貢說:“老師的學說博大到極點了,所以天下沒有一個國家能容納老師。老師何不稍微降低一些您的要求呢?”孔子說:“好的農夫雖然善於耕種,但他卻不一定有好的收穫;好的工匠雖然精巧的手藝,但他的所作卻未必能使人們都稱心如意。有修養的人能研修自己的學說,但不一定被世人所接受。現在你不去研修自己的學說,反而想降格來迎合。你的志向太不遠大了。”
子貢出去之後,顏回進來見孔子。孔子說:“回啊,《詩經》說‘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卻徘徊在曠野上’。難道是我們的學說有甚麼不對嗎?我們為甚麼落到這種地步呢?”顏回說:“老師的學說博大到極點了,所以天下沒有一個國家能容納老師。雖然是這樣,老師還是要推行自己的學說,不被天下接受又有甚麼關係呢?一個人不研修自己的學說,那才是自己的恥辱。至於已下大力研修的學說不被人所用,那是當權者的恥辱了。不被天下接納又有甚麼關係呢?不被接受,這樣才能顯出君子的本色!”孔子聽了欣慰的笑着說:“是這樣的啊,姓顏的小夥子!假使你有很多錢財,我願意給你做管家。”
於是派子貢到楚國去。楚昭王調動軍隊來迎接孔子,這才除了這場災禍。
楚國得到孔子后,楚昭王想把有戶籍登記的七百里地方封給孔子。楚國的令尹子西阻止說:“大王派往各侯國的使臣,有像子貢這樣的嗎?”昭王說:“沒有。”子西又問:“大王的左右輔佐大臣,有像顏回這樣的嗎?”昭王說:“沒有。”子西又問:“大王的將帥,有像子路這樣的嗎?”昭王回答說:“沒有。”子西還問:“大王的各部主事官員,有像宰予這樣的嗎?”昭王回答說:“沒有。”子西接著說:“況且我們楚國的祖先在受周天子分封時,封號是子爵,土地跟男爵相等,方圓五十里。現在孔丘講述三皇五帝的治國方法,申明周公旦、召公S]輔佐周天子的事業,大王如果任用了他,那麼楚國還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圓幾千里的土地嗎?想當年文王在豐邑、武王在鎬京,作為只有百里之地的主,最終能統治天下。
現在如讓孔丘擁有那七百城土地,再加上那些有才能的弟子輔佐,這不是楚國的福音啊。”昭王聽了,擔心孔子在楚國稱王,就打消了原來的想法。這年秋天,楚昭王死在城父。
於是孔子從楚國返回了衛國。這一年,孔子六十三歲,是魯哀公六年(前489)。
第二年(前484),冉有為季氏統率軍隊,在郎地同齊國作戰,打敗了齊國的軍隊。季康子對冉求說:“您的軍事才能,是學來的呢?還是天生的呢?”冉有回答說:“我是從孔子那裡學來的。”季康子又問:“孔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冉有回答說:“任用他要符合名分,他的學說不論是傳播到百姓中,還是對質於鬼神前,都是沒有遺憾的。我對於軍事,雖然有功而累計封到二千五百戶人家,而孔子卻會毫不動心的。”康子說:“我想召請他回來,可以嗎?”冉有說:“你想召請他回來,只要不讓小人從中阻礙他,就可以了。”於是季康子派人帶着禮物迎接迎孔子,孔子就回魯國去了。孔子離開魯國一共經過十四年又回到魯國。
魯哀公向孔子問為政的道理,孔子回答說:“為政最重要的是選擇好大臣。”季康子也向孔子問為政的道理,孔子說:“要舉用正直的人,拋棄邪曲的人,那樣就使邪曲的人變為正直的人了。”季康子憂虛盜竊,孔子說:“如果你自己沒有欲的話,就是給獎賞,人們也是不會去偷竊的。”但是魯國最終也不能重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要求出來做官了。
孔子的時代,周王衰微,禮崩樂壞,《詩》、《書》也殘缺不全了。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禮儀制度,編定了《書傳》(《尚書》之傳。)的篇次,上起唐堯、虞舜之時,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後,加以整理編排。孔子說:“夏代的禮儀制度我還能講出來,只是夏的後代杞國沒有留下足夠證明這些的文獻了。殷商的禮儀制度我也能講出來,只是殷商沒有留下足夠證明這些制度的文獻了。如果杞、宋兩國有足夠的文獻,我就能證明這些制度了。”孔子考察了殷代繼承夏代對禮儀制度所作的增減之後說:“將來即使經過一百年,那增減的也是可以預知的,因為一種是重視文采,另一種是重視樸實。周代的禮儀制度是在參照了夏代和殷代的基礎上制定的,多麼豐富多采呀,我主張用周代的禮儀”所以《書傳》、《禮記》都是孔子編定的。
孔子曾對魯國的樂官太師說:“音樂是可以通曉的。剛開始演奏的時候要互相配合一致,繼續下去是節奏和諧,聲音清晰,連續不斷,這樣直到整首樂曲演奏完成。”孔子又說:“我從衛國返回魯國之後,就開始訂正詩樂,使《雅》、《頌》都恢復了原來的曲調。”古代留傳下來的《詩》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時,他把重複的刪掉了,選取其中合於義的用於禮義教化,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其次是敘述殷、周兩代的興盛,直到周幽王、周厲王的政治缺失,而開頭的則是敘述男女夫婦關係和感情的詩篇,所以說:“《關睢》這一樂章作為《國風》的第一篇,《鹿鳴》作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為《大雅》的第一篇;《清廟》作為《頌》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詩孔子都能將演奏歌唱,以求合於《韶》、《武》、《雅》、《頌》這些樂曲的音調。先王的樂制度從此才恢復舊觀而得以稱述,王道完備了,孔子也完成了被稱為“六藝”的《詩》、《書》、《樂》、《易》、《春秋》的編修。
孔子晚年喜歡鑽研《周易》,他詳細解釋了《彖辭》、《繫辭》、《象辭》、《說卦》、《文言》等。孔子讀《周易》刻苦勤奮,以致把編穿書簡的牛皮繩子也磨斷了多次。他還說:“再讓我多活幾年,這樣的話,我對《周易》的文辭和義理就能夠充分掌握理解了。”
孔子用《詩》、《書》、《禮》、《樂》作教材教育弟子,就學的弟子大約在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禮、樂、射、御、數、術這六種技藝的有七十二人。至於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誨卻沒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個方面:學問、言行、忠恕、信義。他為弟子訂了四條禁律:不揣測、不武斷、不固執、不自以為是。他認為應當特別謹慎處理的是:齋戒、戰爭、疾病。孔子很少談到利,如果談到,就與命運、仁德聯繫起來。他教育弟子的時候,不到人家真正遇到困難,煩悶發急的時候,不去啟發開導他。
孔子在自己的鄉里,謙恭得像個不善言談的人。但他在宗廟祭祀和朝廷議政這些場合,卻能言善辯,言辭明晰而又通達,然而又很恭謹小心。上朝時,與上大夫交談,態度和悅,中正自然;與下大夫交談,就顯得和樂安詳了了。孔子進入國君的公門,低頭彎腰,恭敬謹慎,進門后急行而前,恭敬有禮。國君命他迎接賓客,容色莊重認真。國君召見他,不等待車駕備好,就動身起行。
魚不新鮮,肉有變味,或不按規矩切割,孔子不吃。席位不正,不就坐。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從來沒有吃飽過。在一天內哭泣過,就不會再歌唱。看見穿孝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是個小孩,也必定改變面容以示同情。
孔子說:“三個人行必有我師。”又說:“不去修明道德,不去探求學業,聽到正直的道理又不前往學習,對缺點錯誤又不能改正,這些是我所憂慮的。”孔子請人唱歌,要是唱得好,就請人再唱一遍,然後自己也和唱起來。
子貢說:“老師在文獻方面的成績很顯著,我們是知道的。老師講論有關天道與人的命運的深微見解我們就不知道了。”顏淵感慨的長嘆一聲說:“我越是仰慕老師的學問,越覺得它無比崇高,越是鑽研探討,越覺得它堅實深厚。看見它是在前面,忽然間又在後面了。老師善於循序漸進的誘導人,用典籍來豐富我的知識,用禮儀來規範我的言行,使我想停止學習都不可能。已經竭盡了我的才力,我現在也好像有所建樹,但老師的學問卻依然高立在我的面前。雖然我也想追趕上去,但是不可能追得上。”
達巷這個地方的人對我說:“偉大啊孔子,他博學多才卻不專一名家。”孔子聽了這話之後說:“我要專於甚麼呢?是專於駕車?還是專於射箭?我看還是專於駕車吧。”子牢說:“老師曾說:‘我沒有被世所用,所以才學會了這許多的技藝’。”
孔子說:“君子最擔憂的就是死後沒有留下好的名聲。我的主張不能實行,我用甚麼貢獻給社會留下好名呢?”於是就根據魯國的史書作了《春秋》,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包括魯國十二個國君。以魯國為中心記述,尊奉周王室為正統,以殷商的事迹為借鑒,推而上承夏、商、周的傳統,文辭簡約而旨意廣博。吳、楚之國自稱為王的,在《春秋》中仍貶稱為子爵;晉文公與諸侯會盟,實際上是召周襄王入會的,而《春秋》中卻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到河陽”。依此類推,《春秋》就是用這一原則,來褒貶當時的各種事件。後世稱之為《春秋》筆法。
孔子任司寇審理訴訟案件時,文辭上有可與別人商量的時候,他從不獨自決斷。到了寫《春秋》時就不同了,應該寫的一定寫上去,應當刪的一定刪掉,就連子夏這些長於文字的弟子,一句話也不能給他增刪。孔子說:“後人了解我將因為《春秋》,後人怪罪我也將因為《春秋》。”
第二天,子路死在衛國。孔子生病了,子貢請求看望他。孔子正拄着拐杖在門口悠閑散步,說:“你為甚麼來得這樣遲啊?”孔子於是就嘆息,隨即唱道:“泰山要倒了!樑柱要斷了,哲人要死了!”他邊唱邊流下了眼淚。對子貢說:“天下失去常道已經很久了,沒有人能奉我的主張。夏人死了停棺在東廂的台階,周人死了停棺在西廂的台階,殷人死了停棺在堂屋的兩柱之間。昨天晚上我夢見自己坐在兩柱之間受人祭奠,我原本就是殷商人啊。”過了七天孔子就死了。
孔子享年七十三歲,死在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的己丑日。
孔子死後葬在魯城北面的泗水岸邊,弟子們都在心裡為他服喪三年。三年心喪完畢,大家道別離去時,都相對而哭。只有子貢在墓旁搭了一間小房住下,守墓總共六年,然後才離去。弟子及魯國他人,相率前往墓旁居住的一百多家。因而就把這裡命名為“孔里”。魯國世世代代相傳,每年都定時到孔子墓前祭拜,而儒生們也在這時來這裡講習禮儀,舉行飲酒禮,以及比射等儀式。
孔子的墓地有一頃大。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們所居住的內室,後來就改成廟,收藏孔子生前穿過的衣服,戴過的帽子,使用過的琴、車子、書籍等,直到漢代,二百多年間沒有廢棄過。漢高祖劉邦經過魯地,用牛羊豬三牲俱全的太牢祭祀孔子。諸侯、卿大夫、宰相一到任,常是先去拜謁孔子墓,然後才去就職處理政務。
司馬遷說:《詩》中有這樣的話:“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像大道一般讓人遵循。”自古以來,天下的君王直到賢人也夠多的了,當活着的時候都顯貴榮耀,可是一死甚麼也就沒有了。孔子是一個平民,但讀書的人都尊崇他為宗師。從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國談六藝的人,都把孔子的學說來作為判斷衡量的最高準則,可以說孔子是至高無上的聖人了。
* 後記
孔子的弟子根據孔子的言行編成《論語》一書,它成為今天我們認識孔子最直接、最可靠的資料。孔子告訴了人們甚麼是中庸,為後世奠定和規範了仁、義、禮、智、信等的做人的思想,對中國,乃至東南亞的歷史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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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歷史真貌:東周之諸子百家爭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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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緣
在春秋戰國數百個諸侯國家兵戎相見、弱肉強食之際,卻出現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縱橫家、陰陽家等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且《左傳》、《春秋》等詳盡記載當時歷史的著作也相繼誕生。這場“百家爭鳴”的壯觀場面比歐洲的文藝復興早了將近2000年。
為甚麼在這個時期會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呢?個人以為,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們私慾的增加,上古時代的大道以及夏商西周時的賢王治世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讓位於現實的“利益”,比如君王謀求疆土的擴張,以獲得國家的強勢地位;百姓則“貨力為己、各私其私”;因而各國間征戰十分頻繁,弱肉強食、強者為王的法則而非德行逐漸成為人們的衡量標準。
處此亂世之時,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迫切希望尋找到治理國家、挽救時弊的方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諸子學說紛紛登台,針對現實的社會問題,提出了各自的解決辦法,包括如何規範人們的行為道德。不過,雖然學說眾多,但代表整個時代變化的主要是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陰陽家、農家等。特別是儒道兩家,對以後的中國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後世諸多學者稱頌這一時期為中華文化、思想與智慧大發展的時代,但是被後世尊為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卻十分懷念遠古大道盛行和周公治世的時代。他在晚年的時候,喟然嘆道:“鳳凰不再飛來,河圖不再出現,我也很久沒有夢到周公了。泰山啊,將要崩頹;樑柱啊,將要墜毀;聖人啊,將要枯萎了。”
而和孔子同時代的另一位大覺者老子也在他千古傳世的《道德經》中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無疑老子認為道德遠遠高於仁義,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意思是說,因為大道沒有了,才追求仁義。
老子進一步闡述道: “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現代人的概念中,仁義、智慧、孝子、忠臣的出現都是值得慶幸的喜事,然而老子卻認為這些都是大道沒落、社會混亂、道德下滑的結果。
為甚麼二千多年前的老子和孔子會發出如此的喟嘆呢?我們是否可以從中得到某些啟示?且先讓我們走入他們的世界。
道家:返本歸真之真法
道家的鼻祖─老子
老子姓李,名重耳,字伯陽,是春秋時期楚國苦縣曲仁里(今河南鹿邑縣)的人。傳說他的母親有一次看見空中大流星飛過後就懷了身孕。由於是上界的神靈之氣出現在李家,所以老子生下后姓了凡人的姓李氏。有人說,老子生於開天闢地之前,是天的精靈神魄,自然就是神靈了,又有人說,老子的母親懷了他七十二年才剖開左腋生下了他,一出生就是白髮蒼蒼,所以才名叫老子。後世的另一種為眾人所普遍採納的解釋是,“老”是年高德重的意思, “子”是古代對男子的美稱,“老子”是人們對他的尊稱,。老子的生卒年月不詳。
老子十分長壽,據說活了二百多年。他歷經文王、武王時期,做過周朝的“守藏室史”(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或歷史博物館館長)和柱下史(相當秦漢的御史),所以他諳於掌故,熟於禮制。相傳其氣質稟賦也與眾不同。公元前520年,周王室發生爭奪王位的內戰,老子受牽連而被罷免官職。為了避免禍害,老子不得不“自隱無名”,流落四方。
後來,他西行去秦國。經過函谷關(今河南靈寶縣西南)時,守關的令尹喜通過占卜預知會有神人從這裡經過,就命人清掃了四十里道路迎接,果然是老子來了。老子在中原一帶都沒有傳授過甚麼,他知道令尹喜命中注定該得道,就在那裡停留下來。
有一個叫徐甲的人,從少年時受雇於老子作僕人,老子每天大約應付給他一百錢,一共欠了他七百二十萬錢的工錢。徐甲見老子出關遠行,想儘快討回自己的工錢又怕不可能,就求人寫了狀子告到令尹喜那裡。替徐甲寫狀子的人並不知道徐甲已跟隨老子二百多年了,只知道他如果索回老子所欠的工錢就會成為富翁,就答應把女兒嫁給徐甲。徐甲見那女子很美,更加高興,就把告老子的狀子遞交給令尹喜。
令尹喜看了狀子大吃一驚,就去告訴了老子。老子對徐甲說:“你早就該死了。我當初因為官小閡窮,連個替我打雜的人都沒有,就雇了你,同時也就把‘太玄清生符’給了你,所以你才能一直活到今天。你為甚麼要告我呢?我當初曾答應你,如果你將來進入了‘安息國’,那時我會用黃金計算你的工錢全數還給你。你怎麼竟這樣急得等不了呢?”說罷就讓徐甲面向地下張開嘴,只見那‘太玄真符’立刻被吐了出來,符上的硃砂字跡還像剛寫時一樣,而徐甲則頓時變成了一具枯骨了。
令尹喜知道老子是神人,就跪下磕頭為徐甲求情,並自願替老子還債。老子就把那太玄真符又扔給徐甲,徐甲立刻復活了。令尹喜給了徐甲二百萬錢,打發他去了。令尹喜向老子恭敬的執弟子之禮,老子就把長生之道的秘方授給了令尹喜。令尹喜又向老子請求更進一步的教導訓誡,老子就口述了五千字,令尹喜回去後記了下來,這就是老子著名的經典《道德經》。因此,老子被認為是道家的鼻祖。後來令尹喜按照老子的教導去修行,果然成了仙。
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思想,大都保存在《老子》一書中。《老子》共81章,分上下兩篇,前37章為卷上,后44章為卷下,共 5000多字。因為它所講的是道與德的問題,後來人們又稱它為《老子道德經》。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老子》一書,並不是老子的原著,因有戰國時人增益的文字,但其中的主要思想卻是屬於老子的。其基本思想範疇是“道”,故稱道家。“道家”之稱最早見於漢代司馬遷的《論六家之要指》。
後世有許多人將《老子》一書只看作一部偉大的哲學著作,但是真正有緣的人卻將其視為得道修煉之法,並依此進行修煉,達到了返本歸真的人生目地。正如老子在開篇中就講:“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的“道”不是“常道”,而有道的他與俗人也有着天壤的差別,“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老子》二十章)。
在第七十章中,老子進一步說明真道的可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有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正因為他不是一般的“道”,不是隨隨便便讓人得的,所以才非常珍貴。而大道傳出,身在人世迷中的人們態度也是不一樣的,“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老子》四十一章)
為了讓有緣人得道,讓上士最終返本歸真,老子在短短的5000字中告訴了人們這個“道”的含義以及與宇宙的形成、萬物的本源的關係,如何做人並最終如何達到返本歸真等一系列問題,而對其他問題的闡述恰恰是為了那個最終的目地做鋪墊。老子為了讓修道之人明白修道之法,還多次談到了有“道”的聖人在面對各種問題時是如何做的,以此作為人們的榜樣。以下我們分別就上述問題,結合老子的著作加以闡釋。
*道的含義
《老子》第一篇開篇明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老子所說的這個非同一般的“道”究竟是甚麼?老子描繪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地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正是這個神奇的“道”,它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卻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老子告訴我們:“道之為物,惟恍惟忽。恍兮忽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被稱為天地之母的“道”,自然就是宇宙萬物發生起源的根本了,有研究者指出,有和無是“道”運作時的兩種狀態,無是產生天地的動力;有是萬物的本始。所以老子最後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這個稱為宇宙本源的“道”生髮的結果如何呢?老子告訴我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整個宇宙的演變正是在道的作用下開始的。“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也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法則,“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即順乎自然和無為。那麼,既然是宇宙萬物產生和發展的總根源,這其中是否也包括這個宇宙中那些高於人類的生命的產生和發展?那麼他不就是造就這層宇宙生命,包括人類的這層法嗎?不就是規範人類道德和行為規範的最高法則嗎?
在第三十四章中,老子又講道:“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如果人類按照這個“道”的要求去做,不就是一種修道嗎?不就是在返本歸真嗎?那麼具體該如何去做呢?老子同樣給出了答案。
*返本歸真之法
老子認為社會文明的發展導致人類對名、利的追逐,從而擾亂了人們的心性,失去了本真。仁義、孝慈、忠臣的出現正說明社會道德的敗壞。正因為社會中存在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現象,所以人們才嚮往仁義、孝慈和忠臣。如果人人都相親相愛,政治清明廉潔,這些就象普通衣食住行一樣,沒有人會加以倡導。為了讓人們可以歸真,老子傳出了“道”。
真道是“世人認識上天的工具”(“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八章)。“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第五十一章)
真道具有的威力是深不可測的。“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愛國治民,能無為乎?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蓄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老子》第十章)
那麼對於那些向“道”之人,如何能讓其返本歸真呢?老子給出的回答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要向善。老子認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憂。”《老子》第八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
要杜絕各種妄念、慾望和執著心,做到無為和清凈。老子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打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
修道的人要“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絕學無憂。”《老子》第十九章)
老子認為有道者不會“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老子》第二十四章)
修道的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老子》第三十三章)
而“清靜,才是天下的正道”。(《老子》第四十五章)作為一個真正的修道之人,就要摒棄人世間的一切雜念和慾望。
要重德。老子指出甚麼是真正的有道德,他認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而有以為。”(《老子》第三十八章)
修道還要堅信,老子說“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第二十三章)
老子認為古代真正的修道之人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 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 (《老子》第十五章)
那麼這個新人在達到“致虛極,守靜篤。歸其根”后,老子認為是“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老子》第十六章)
即使是不修道之人,讀了《老子》,也會明白做人的道理。而修煉的人和不修煉的人的區別在於:前者不追求人世的一切,不執著於人世的甚麼聰明、能耐,而求得的是返本歸真;後者正相反,執著於人世的一切利慾。這正說明得到真道是如何的可貴。
後來的那些修道者,凡是遵從老子的道的,都是拋棄了世俗的榮華富貴,養身修性,而沒有在險惡的亂世遭到顛沛坎坷。老子的道淵博深遂,源遠流長,這是乾坤所定,所以後來修道的,也都把老子奉為他們的宗師了。
有道的“聖人”
在《老子》中,多次出現“聖人”一詞。聖人”是與道合一的,他的使命是“做天下人認識上天的器具”。(“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二章)。
聖人的行為就是修道的人的楷模。聖人是“去甚,去奢,去泰”,意思是聖人是摒棄一切強求的、奢侈的和驕恣的東西。(《老子》第二十九章)“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老子》第二十九章)
老子借描述聖人的行為,非常清晰的告訴了人們如何做人,如何返本歸真。真是用心良苦。
道與人生及治理國家
老子告訴人們天地法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萬物生死都要順其自然,因而人們在世間的生活也要順其自然。
老子還指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意思是,禍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禍的因素。也就是說,好事和壞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在一定的條件下,福就會變成禍,禍也能變成福。
道家的基本政治主張是無為而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即治理國家,一切順乎自然,對百姓採取不干涉和少干涉的政策,以無為為手段達到無不為的目地。
老子與孔子的思想碰撞:儒道的分別
孔子曾經去向老子請教《禮》方面的學問,先派了他的學生子貢去拜見。子貢見到老子后,老子對子貢說:“你的老師叫孔丘,他如果跟隨我三年,然後我才能教他。”孔子見了老子,老子對孔子說: “善於經商的人雖然富有但卻像甚麼也不擁有,德高的君子往往像個愚笨的人一樣毫不外露。你應該儘快去掉你的驕氣和過多的慾望,因為這些東西對你沒有一點好處。”
老子問孔子讀甚麼書,孔子說在讀《周易》,並說聖人都讀這本書。老子說:“聖人讀它可以,你為甚麼要讀它呢?這本書的精髓是甚麼?”孔子說:“精髓是宣揚仁義的。”老子說:“所謂仁義,是一種白白惑亂人心的東西,就像夜裡咬得人不能睡覺的蚊蟲一樣,只能給人們增加混亂和煩惱罷了。
你看,那鴻鵠不用每天洗浴羽毛就自然雪白,烏鴉也不用每天染墨而自然漆黑。天自來高,地自來厚,日月自來就放射光芒,星辰自來就是排到有序,草木生來就有區別。你如果修道,就順從自然存在的規律,自然就能夠得道。宣揚那些仁義之類的有甚麼用呢,那不和敲着鼓去尋找丟失的羊一樣可笑嗎?你是在破壞自然規律,敗壞人的天性啊!”
老子又問孔子,“你已經得道了吧?”孔子說:“我求了二十七年,仍然沒有得到啊。”老子說:“如果道是一種有形的東西可以拿來獻人,那人們會爭着拿它獻給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們就會拿它送給親人。如果道可以說得清楚,人們都會把它告訴自己的兄弟。如果道可以傳給別人,那人們都會爭着傳給自己的子女了。
然而上面說的那些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一個人心裡沒有正確的對道的認識,那道就絕不會來到他心中的。”
孔子說,“我研究《詩經》、《書經》、《周禮》、《周樂》、《易經》、《春秋》,講說先王治國之道,深明周公、召公成功之路,我以此謁見了七十多個國君,但都不採用我的主張。看來人們是太難說服了!”老子說,“你那‘六藝’全都是先王時代的陳舊歷史,你說那些又有甚麼用呢?你現在所修的,也都是些陳舊的東西。就像是人的鞋子留下的印,腳印和腳印,還能有甚麼不同嗎?”孔子從老子那兒回來,三天沒有說話。
子貢很奇怪的問是怎麼回事,孔子說:“我如果遇見有人的思路像飛鳥一樣放達時,我可以用我似弓箭般準確銳利的論點射住他制服他。如果對方的思想似麋鹿一樣奔馳無羈,我可以用獵犬來追逐它,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論點所制服。如果對方的思想像魚一樣遨遊在理論的深淵中,我可以用釣鉤來捕捉他。然而如果對方的思想像龍一樣,乘雲駕霧,遨遊於太虛幻境,無影無形捉摸不定,我就沒法追逐和捕捉他了。我見到老子,覺得他的思想境界就像遨遊在太虛中的龍,使我干張嘴說不出話,舌頭伸出來也縮不回去,我心神不定,已找不着自己了。”
這便是度人的覺者和人世中的思想家的根本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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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華夏歷史真貌─天下朝宗的西周

作者: 
心緣
一出殷商史剛剛落下帷幕,一部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周史又拉開了序幕。在這幕啟幕落之際,不知我們是否注意到:無論表面的形式如何的不同,歷史卻在某些方面驚人的重複着。譬如關於一個朝代的興衰,過去的夏商王朝皆興盛於施行仁德之政的賢王,如禹和商湯;皆亡於殘酷暴虐之王,如桀和紂。而且那些仁德之主都敬天畏地,遵循着上天的警示,不斷修德於天下;反之,那些暴戾的君王則無視上天反覆的警示,逆天叛道,而最終走向毀滅。那麼新開啟的這幕歷史又如何呢?在此後中華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歷史大戲又如何呢?或許,答案就在這歷史大戲台的幕啟幕落間;或許在這不斷上演的大戲落幕的時候,我們才可以了解這一切是為了甚麼。讓我們先繼續看這新的一幕歷史正劇。
周朝(公元前1066年-前206年)是繼殷商滅亡之後,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周朝前後共有三十七代天子,歷時八百多年,到公元前二百零六年,才被秦國滅掉。它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個朝代,也是中華古典文明的全盛時期。這一時期產生的儒家、道家思想貫穿並影響了後世的中國歷史。
以公元前770年為界,後代史家根據都城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將此之前的周朝稱為西周,之後的稱為東周。西周時,周王朝屬地較為遼闊,包括西畿和東畿。西畿以周最初的都城豐鎬二京(今陝西境內)為中心,東畿以後建的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陽)為中心。公元前770年,周幽王死,平王遷都洛邑,不僅失去了對西部屬地的控制,而且周王朝從此基本上處於衰弱狀態,並受到列國的欺壓。《左傳》中就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之句。
關於西周的歷史,傳於後世的如夏商之史一般,只是後世認為的共主之國的一個國家的歷史,其餘各方面的情形,則十分茫然。西周王朝,先後出現了文王、武王、成王以及周公等效法五帝的賢王賢臣,尚保留了大道的遺迹。
東周之後則不然。所傳於後世者,以各強國和文化較發達地區的史實為多,而所謂的天子之國,則似乎處於無足輕重之列,此外,周天子中平庸之輩較多。東周之時,天下格局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列國之間的競爭也從不甚激烈到十分激烈,依此後世史家又劃分為春秋和戰國時期。“春秋”緣於孔子所著史書《春秋》得名,“戰國”則大概是因為這一時期的戰事頻繁而得名,西漢劉向曾著書《戰國策》。
春秋之世,各諸侯國依大小、強弱分為一等國和二、三等國。因各國實力有限,對周之禮制尚能遵守,所以諸侯之爭只限於爭霸,但是在尊崇周天子的前提下,強國間的戰爭也比較少;到了戰國時期,特別是北方諸侯,已不再將周天子放在眼中,而先後稱王。每個諸侯都希望凌駕於諸王之上稱帝,並進一步實現統一的慾望,因而當時戰事十分頻繁。
生於這一亂世時期的孔子認為,此時“天下無道久矣”。他臨風長嘆道:“大道之行的時代,以及夏商西周的賢王治世我沒有趕上,但是古書中有記載。大道之行的時代,天下為公,選拔賢明而有能力的人治理社會,人人誠實守信,和睦相處,不把財產視為私有,而把勞動視為美德,沒有陰謀和盜賊。可是現在大道已經沒落了,天下成了統治者的家天下,父死傳子,兄終弟及,人們僅僅照顧自己的親屬和子女,貨力為己、各私其私。”以往人們所尊崇的“德”而讓位於現實的權力慾望和利益,人離道愈來愈遠,人類的道德自此開始走向衰敗。
當人離大道愈來愈遠時,為了使人們的道德不至於下滑得太快,一些神以聖者的形象降生到人間來規範人的思想和行為。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現了儒、道、墨、法等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老子的真道和儒家思想主導後世中國歷史數千年。
周朝的祖先
周的始祖后稷,名叫棄。關於他的出世,還有一個非常神奇的傳說。他的母親是有邰(tái,台)氏部族的女兒,名叫姜原。姜原是帝嚳(kù,酷)的正妃。一次,姜原來到郊野,看見一個巨人的腳印,心生愛慕,想去踩它一腳,一踩就覺得身子振動像懷了孕似的。十個月後姜原生下了一個兒子。姜原認為這個孩子不吉祥,就把他扔到了一個狹窄的小巷裡,但不論是馬還是牛從他身邊經過都繞着躲開而不踩他;於是又把他扔在樹林里,正趕上樹林里人多,所以又挪了個地方;把他扔在溝渠的冰上,但有飛鳥飛來用翅膀蓋在他身上。姜原認為他是神,就抱回來將他撫育成人。由於起初想把他扔掉,所以就給他取名叫棄。
棄小的時候,就很出眾,有着很高遠的志向。他遊戲的時候,喜歡種植麻、豆類的莊稼,種出來的麻、豆長得都很茂盛。他成人之後,喜歡耕田種穀,仔細觀察甚麼樣的土地適宜種甚麼,適宜種莊稼的地方就在那裡種植收穫,民眾都來向他學習。堯帝聽說了這個情況,就任棄為農師,教給民眾種植莊稼,使人民受益良多。為了表彰他的功績,舜帝把棄封在邰,以官為號,稱后稷,另外以姬為姓。后稷的興起,正在唐堯、虞舜、夏商的時代,這一部族都有着非常好的德望。后稷死後,他的兒子不窋(zhú,竹)繼位。
不窋晚年,夏后氏政治衰敗,廢棄農師,不再務農,不窋因為失了官職就流浪到戎狄地區。不窋死後,他的兒子鞠(jū,居)繼位。鞠死後,兒子公劉繼位。公劉雖然生活在戎狄地區,仍然從事農業生產,四處考察土地適宜種甚麼,並伐取木材以供使用,使得出門的人有旅費,居家的人有積蓄。民眾的生活都依靠他的德行好起來。很多人都感念他,很多人都來歸附他,詩人們創歌譜樂來歌頌他的功德。周朝事業的興盛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公劉去世后,兒子慶節繼位,在豳(bīn,賓)地建立了國都。
慶節去世后,經過七代,傳至古公亶父(dǎnfǔ,膽,甫)繼位。古公亶父重修后稷、公劉的大業,積累德行,普施仁義,國人都非常愛戴他。戎狄的薰(xūn,熏)育族來侵擾,想要奪取財物,古公亶父就主動給他們。後來他們又來侵擾,想要奪取土地和人口。人民都很憤怒,想奮起反擊。古公說:“民眾擁立君主,是想讓他給大家謀取利益。現在戎狄前來侵犯,目地是為了奪取我的土地和民眾。民眾跟着我或跟着他們,有甚麼區別呢?民眾為了我的緣故去打仗,我犧牲人家的父子兄弟卻做他們的君主,我實在不忍心這樣干。”於是帶領家眾離開豳地,到岐山腳下居住。豳邑的人全城上下扶老攜幼,又都跟着古公來到岐下。鄰國聽說古公這麼仁愛,也有很多來歸從他。於是古公廢除戎狄的風俗,營造城郭,建築房舍,把民眾分成邑落定居下來。又設立各種官職,來辦理各種事務。民眾譜歌作樂,歌頌他的功德。
古公的長子名叫太伯,次子叫虞仲。他的妃子太姜生下了小兒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為妻,她也像太姜一樣是賢惠的婦人。太任生下昌,有聖賢的祥兆。古公說:“我們家族有一代要興旺起來,恐怕就在昌身上應驗吧?”他的長子太伯、次子虞仲知道古公想讓季歷繼位,以便傳給昌,就一塊逃到了南方荊、蠻之地,並依照當地的習俗,在身上刺上花紋,剪掉了頭髮,把王位讓給了季歷。
古公去世后,季歷繼位,這就是公季。公季繼續實行古公的德政,努力施行仁義,諸侯都歸順於他。
周朝的締造者---文王和武王
文王西伯的德行和功績
公季去世后,兒子姬昌繼位,姬昌被商紂王封為西伯侯,所以被稱作西伯,也就是文王。他雖然與九侯和鄂侯被列為商王朝的三公,但並不被商王朝看重。西伯繼承后稷、公劉的遺業,效法古公、公劉的法則,一心一意施行仁義,敬重老人,慈愛晚輩,禮賢下士。有時到了中午都顧不上吃飯而來接待賢士,許多士人因此都來歸附於他。在孤竹國的名士伯夷、叔齊,聽說西伯非常敬重老人,也投奔了西伯。
商朝大臣崇侯虎向殷紂王進讒言說:“西伯積累善行、美德,諸侯都歸順他,這將對您不利呀!”於是紂王就將西伯囚禁在凌(yǒu,有)里。歸附西伯的那些賢士都為他擔心,就設法找來美女,駿馬,還有其他一些珍奇寶物,獻給了紂王。紂王見了這些寶物非常高興,於是赦免了西伯,還賜給他弓箭斧鉞,讓他有權征討鄰近的諸侯。西伯回國之後就獻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請求紂王廢除炮烙這一殘酷的刑法,紂王答應了西伯的請求。
此後,在呂尚,也就是姜太公的輔佐下,西伯表面上耽於遊樂,對商紂十分馴服,實際上卻更為積善修德,和悅百姓,大力發展生產,使更多的諸侯前來歸附,諸侯也都來請他裁決爭端。
當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可以說明西伯的德行。虞國人和芮(ruì,瑞)國人之間因田界發生了爭執不能斷決,就一塊兒來到了周國。進入周國境內后,發現種田的人都互讓田界,因為人們都有謙讓長者的習慣。虞、芮兩國發生爭執的人,還沒有見到西伯,就覺得慚愧了,都說:“我們所爭的,正是人家周國人以為羞恥的,我們還找西伯幹甚麼,只會自討恥辱罷了。”於是各自返回,都把田地讓出然後離去。諸侯聽說了這件事,都說:“西伯恐怕就是那承受天命的君王。”於是,諸侯尊西伯為王。
西伯稱王后,改變了殷商的律法制度,並制定了新的曆法。他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意思就是說,大概帝王的瑞兆是從太王時開始興起的。
西伯還去征討那些不馴服的諸侯和商的盟國。他先後征伐了犬戎、密須和耆(qí,其)國。殷朝的祖伊聽說了,非常害怕,就把這些情況報告給紂王。紂王並不在意,說:“我不是承奉天命的那個人嗎?他這個人能幹成甚麼!”後來,西伯又征伐了崇侯虎等,還營建了豐邑作為都城。遷都的第二年,西伯因年老患病去世,太子發繼位,這就是武王。
西伯在位大約五十年。他被囚禁在凌里的時候,據說曾經增演《易》的八卦為六十四卦。西伯去世后,被謚為文王。
武王的德行和功績
武王繼位后,決心繼承父親未完成的事業。他拜呂尚為師,讓兄弟周公旦、召公作助手,整頓內政,擴充兵力,聯絡同盟者,還將都城擴至灃水以東的鎬京(今陝西長安縣境),積極做滅商的準備。
*武王順天命討伐商紂
武王繼位第九年,決定出兵討伐紂王。武王乘船渡河,當船走到河中央時,一條白魚跳進武王的船中,武王俯身抓起來用它祭天。渡過河之後,有一團火從天而降,落到武王住的房子上,而且轉動不停,最後變成一隻赤紅色烏鴉,還發出叫聲。當時,八百多個諸侯們雖然未曾約定,卻都會集到盟津(今河南省孟津縣)這個地方。諸侯都說:“現在可以討伐紂了!”武王卻說:“你們不了解天命,現在還不可以。”於是率領軍隊回去了。
過了兩年,武王聽說紂王更加昏庸暴虐,而且殺死了進忠言的比干,囚禁了箕子。太師疵、少師強為了避禍,抱着樂器逃奔到周國來了。於是武王向全體諸侯宣告說:“殷王罪惡深重,不可以不討伐了!”於是遵循文王的遺旨,率領戰車三百輛,勇士三千人,披甲戰士四萬五千人,東進伐紂。第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日,軍隊全部渡過盟津,和聯合伐商的各國諸侯訂立盟約,檢閱軍隊。盟津距商朝的首都很近,在這裡演武檢閱,就是向商朝的試探和示威。武王作了《太誓》,向全體官兵宣告說:“如今殷王紂竟聽任婦人之言,以致自絕於天,毀壞天、地、人的正道,疏遠他的親族弟兄,又拋棄了他祖先傳下的樂曲,竟譜制淫蕩之聲,擾亂雅正的音樂,去討女人的歡心。所以,現在我姬發要恭敬的執行上天的懲罰。”
次年二月甲子日的黎明,武王一早就來到商郊牧野,舉行誓師。武王左手拿着黃色大斧,右手拿着有旄(máo,毛)牛尾做裝飾的白色旗幟,用來指揮。誓詞就是《尚書》中的《牧誓》。全文分作兩段。第一段痛斥紂王只聽婦人(妲己)的話,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連自己同祖兄弟都不任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讓他們暴虐百姓,導致天怒人怨,最終將招致殷的滅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罰,宣布作戰紀律,鼓勵戰士勇猛殺敵。
誓師完畢,武王與前來的各諸侯軍隊會合,共有戰車四千輛,在牧野擺開了陣勢。紂王聽說武王來攻打自己,也發兵七十萬來抵抗武王。武王派師尚父率領百名勇士前去挑戰,然後親自率領戰車三百五十輛、士卒兩萬六千二百五十人、勇士三千人的大部隊沖進殷紂的軍隊。紂王的軍隊人數雖多,卻都沒有心思打仗,他們都痛恨紂王的暴虐,心裡都盼着武王趕快攻進來。武王攻過來后,很多紂王的士兵掉轉兵器攻擊殷紂的軍隊,並給武王做了先導。殷紂大敗。
*武王滅紂並昭告上天
殷紂戰敗后,返回城中登上鹿台自焚而死。諸侯跟隨着武王進入商都朝歌(今河南省淇縣),商都的百姓都在郊外等候着武王。武王命令群臣向商都百姓宣告:“上天將賜福給你們!”商都人全都叩頭拜謝,武王也向他們回拜行禮。武王進入城中,找到紂自焚的地方。武王親自用黃色大斧砍下了紂的頭,懸挂在大白旗上。
次日,武王命令清除道路,修治祭祀土地的社壇和商紂的宮室。武王在社壇將滅紂的過程昭告上天。群臣都跟在身後。祭祀前,大臣毛叔鄭捧着明月夜取的露水,衛康叔封鋪好了席子,召公S](shì,式)獻上了彩帛,師尚父牽來了供祭祀用的牲畜。伊佚朗讀祝文祝禱說:“殷的末代子孫季紂,完全敗壞了先王的明德,侮慢鬼神,不進行祭祀,欺凌商邑的百姓,他罪惡昭彰,被天皇上帝知道了。”武王拜了兩拜,叩頭至地,說:“承受上天之命,革除殷朝政權,接受上天聖明的旨命。”武王又拜了兩拜,叩頭至地,然後退出。自此,周朝正式確立。
為了統治商朝的遺民,武王把原來商王直接控制的領地分成三個區:原殷都朝歌以北地區(今河南省湯陰縣一帶)為豳(音賓),封給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一說霍叔居豳)掌管;朝歌以東地區(今河南省鄭州市一帶)為衛,封給自己的弟弟管叔鮮掌管;朝歌以西地區(今河南省上蔡縣一帶),封給自己的弟弟蔡叔度掌管。武王又把尚父封在營丘,國號為齊。把弟弟周公旦封在曲阜,國號為魯。
武王懷念古代的聖王,就表彰並賜封神農氏的後代於焦國,賜封黃帝的後代於祝國,賜封堯帝的後代於薊,賜封舜帝的後代於陳,賜封大禹的後代於杞。
據說,周初總計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其中兄弟之國十五個,同姓之國四十個。封邦建國的目地,是加強對各地的統治,並作為周王室的屏藩。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這樣自上而下治理國家。
武王下令將被紂王關押的箕子從牢獄里釋放出來,又釋放了被囚禁的百姓。他還命令散發鹿台倉庫的錢財,發放鉅橋糧倉的糧食,賑濟貧弱的民眾;命令展示傳國之寶九鼎和殷朝的寶玉;命令給比乾的墓培土築墳;命令主管祭祀的祝官在軍中祭奠陣亡將士的亡靈。這之後,武王才撤兵回國。路上武王巡視了各諸侯國,並分封諸侯,頒賜宗廟祭器。
*武王修德於天下
武王回到周都鎬京,夜不能寐。周公旦來到武王的住處,問他不能入睡的原因。武王說:“上天不享用殷朝的祭品,從我姬發沒出生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郊外怪獸成群,害蟲遍野。上天不保佑殷朝,才使我們取得了今天的成功。上天建立的殷朝,曾經任用有名之士三百六十人,雖然說不上政績顯著,但也不至於滅亡,才使殷朝維持至今。我還不能使上天賜給周朝的國運永葆不變,哪裡顧得上睡覺呢?”
武王又說:“我要確保周朝的國運不變,要靠近天帝的居室,要找出所有的惡人,懲罰他們,像對待殷王一樣。我要日夜勤勉努力,確保我國的安定,我要辦好各種事情,直到功德在四方放光。我南望三塗,北望岳北,觀察黃河,仔細察看了洛水、伊水地區,覺得這裡離天帝的居室不遠,是建都的好地方。”
後來,武王在洛邑進行了測量,準備在此修建周都。武王還命令全國修養生息,把馬放養在華山南面,把牛放養在桃林區域;讓軍隊把武器放倒,進行整頓然後解散:以此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
又過了一段時間,武王生了病。周公齋戒沐浴,禱告上天,為武王消災除邪,並表示願意用自己的身體去代替武王,武王的病這才漸漸好了。武王時期,周朝頗有新興之氣。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誦繼承了王位,這就是成王。
周公攝政
周公,姓姬名旦,亦稱叔旦。是西伯侯姬昌的第四個兒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武王死後,成王因為年幼,所以由他攝政七年。攝政期間,他出師東征,平定了管蔡和武庚的叛亂;並進一步分封諸侯,營建東都,制禮作樂。成王長大后,他還政於成王。
周公的德行
周公姬旦從小就孝敬父母,誠實忠厚,而且多才多藝,聰明伶俐,深得文王的喜愛。姬昌在世的時候,姬旦和他的哥哥姬發(武王)常在他的左右,幫助處理政務。
周武王繼位后,姬旦成為武王的助手。這時候,姬旦的地位和老臣姜太公相當,都是武王左右最得力的大臣,共同籌劃滅商大計,完成父親姬昌未完成的大業。
兩年後,姬旦和武王,聯合各國諸侯在盟津訂立盟約,檢閱軍隊。盟津會盟后的第二年,武王在姬旦等人的輔佐下,統率軍隊渡過盟津,並在牧野集眾誓師,誓詞就是《尚書》中的《牧誓》。《牧誓》為姬旦所作。
商朝滅亡后,周朝建立。 滅商后,在如何處置殷人的問題上,武王徵求大臣的意見。姜尚表示,這些人應該統統殺掉,不留後患。周武王不同意,又找來大臣召公商量。召公說:“有罪的殺,沒罪的留下。”武王覺得有罪的人,不分輕重一律殺掉也不行。於是,武王又找來姬旦。姬旦的意見是:讓殷人在他們原來的住處安居,耕種原來的土地。爭取殷人當中有影響有仁德的人。姬旦這種給降者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武王深為讚許,並進而採納。這贏得了殷人的擁護。
滅商歸來,在鎬京(今陝西省長安縣)武王同姬旦談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間的平原地帶建立新都,以便控制東方之事。由於日夜操勞,武王身染重病。姬旦焦慮萬分,虔誠的向先祖太王、季王、文王祈禱。他說:“你們的元孫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們欠了上天一個孩子,那就讓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藝。你們的元孫不如我多才多藝,不能侍奉鬼神。” 武王的病這才漸漸好了。但過了不久,武王還是病故了。武王臨終前願意把王位傳給有德有才的姬旦,並且說這事不須占卜,可以當面決定。姬旦涕泣不止,不肯接受。
周公的功績
武王死後,姬旦立武王之子誦繼位,這就是成王。成王當時還是個十多歲的小孩子。面對國家初立,形勢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幹又有威望、能及時處理問題的人來應付複雜的局面,這個責任便落到姬旦肩上,他理所當然承擔了攝政一職。然而受封在東方監視武庚祿父的管叔和蔡叔,對姬旦攝政很不滿意,妒忌心大起。按照兄弟間排行,管叔行三,姬旦排四,管叔是兄,姬旦是弟,不論是繼位,還是攝政,管叔都比姬旦有優先權。所以管叔不服。蔡叔雖然行五,但他支持管叔。於是他們散布謠言,說姬旦“將不利於孺子(成王),想謀害成王,篡奪他的王位。”
滅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竟鼓動封於豳的舊商朝的領主──武庚祿父一同起來反對姬旦,企圖奪權。回應的有東方的徐、奄、淮夷等幾十個原來同殷商關係良好的大小方國。這對剛建國不久的周朝來說,是個異常沉重的打擊。如果不平息叛亂,周朝先世經營了幾十年才建立起來的功業就會毀於一旦。此時的周王室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周公東征
姬旦臨危不亂。他首先說服姜太公和召公,以求得內部保持團結,。他說:“我之所以不迴避困難形勢而主持政務,是擔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則我無?回報太王、季王、文王。三王憂勞天下已經很久,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過早的離開了我們,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為了成就周王朝才這麼做的。”
在贏得眾人的支持后,周公於第二年東征討伐管、蔡、武庚的叛亂。出征前進行了占卜,周公向臣子們表示:“我們小小的周邦,是靠了上天的保佑才興盛起來的,我們承受的是天命。為了這次出征,我又占卜一次,上天要來幫助我們,這是上天顯示的威嚴,誰都不能違抗,你們應該順從天意,幫助周成就這個偉大的事業!”臣子們聽了,眾志成城,隨同姬旦一起東征。姬旦的話被史官記載下來,這就是《尚書》里的《大誥》。
周公東征,是一場十分艱苦的戰爭,是武王伐紂之戰的繼續。這次戰爭持續了三年。武庚、管叔被殺,蔡叔被流放。蔡叔的兒子胡品德高尚,為人善良,和他的父親大不一樣。蔡叔死了之後,周公便提拔他作魯國卿士。胡把魯國治理得很好,姬旦又把他封到新蔡。討伐平定管、蔡之後,周公繼續向東進發,消滅了參與叛亂的五十多個小國。周公東征的勝利,也將周朝的統治地區延伸到東部沿海地區。
*周公重新分封諸侯
如何統治被征服的地區,是戰爭勝利之後的大問題。武庚和奄國、淮夷的叛亂,表明重要地區不能再用舊的氏族首領,必須分封給周王室中最可信賴的成員。這和武王分封已經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商統治的中心地區,以朝歌為都,建立衛國,為衛侯。並分給他殷民七族,大多是些有某種手工藝專長的氏族。康叔封的封地不僅面積大,而且還有八師兵力,用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為了使康叔封強化統治,周公先後給康叔封發布《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告,這是周公對被征服地區的施政綱領。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為的是使殷民經過戰亂后安定下來,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
康叔封受封上任時,周公特別囑咐他說:“小人是難治理的,你要盡心竭力去作,不要貪圖安逸玩樂,那樣才能把殷民治好。人說:‘民怨不在大,也不在小,在於使不馴服的人馴服。使不努力的人努力’。你的職務就是把周朝發揚光大,安定殷民成為順從的百姓。”如果殷民反抗,周公告訴康叔封,要實行堅決鎮壓。他說:“若當政者不對罪犯行懲戒,神給人的法便會紊亂和廢棄。我們當依照文王時制定的刑罰,去懲處不可寬大赦免的人。但執行刑罰要慎重。人有小罪,若不是偶然的過失,而是明知故犯、堅持不改,其罪雖小,不可不殺。人有大罪,如果出於一時過失,不堅持錯誤,不頑固到底,能自首悔罪,無所隱瞞,其罪雖大,也可不殺。”
周公又將長子伯禽,封到魯(今山東省曲阜市)地區,建立了魯國。分給伯禽殷民六族作為領民,都是具有某種專長的手工業氏族。姜太公原被封為齊侯,都城營丘(今山東省臨淄北),這次姜太公平定叛亂有功,封地非常大,“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建立了齊國。
周公的同姓召公被封在燕。召公長子在平叛之後才就封,建都於薊(今北京一帶)。燕是周王朝東北方的屏障。此外,唐叔(成王的弟弟)封在從前夏朝的所在地(今山西省太原市南),建立了晉國;紂王的哥哥微子反對紂王,也反對武庚叛亂,因此也受了分封,在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了宋國。姬旦還分封了大大小小的同姓國和異姓國。據記載:姬旦“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姬旦把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貴族安插在全國各個重要地方,這樣,周王室就處在安全的屏障之中。此外,各諸侯國又在國內把一部分土地分賜給大夫,稱為采邑。
*周公建立國家機制
周公還設立了龐大的國家機構。中央有太師、太保,輔助周王統治天下;有三事大夫:常伯、常任、准人,分別管理地方民事,選任政府官吏,負責司法審判等;有六大:大史、大祝、大卜、大宰、大宗、太大,分別負擔諸行政事務和宗教祭祀活動;還有司徒(管農田耕作)、司空(管官職事)、司馬(管軍事軍賦)、司寇(管司法)、虎臣(管宮廷侍衛)、膳夫(管出納三命)、趣馬(管天子馬匹)等等。這些統稱“內服職官”,都是專管朝廷事務的。
此外,還有許多“外服職官”,如侯、甸、男,是處理諸侯國事務的。在諸侯國內和卿、大夫的采邑里,也設立了一套政治軍事組織。同姓諸侯除了和周天子保持著從屬的政治關係以外,還和周天子保持着嚴格的宗法關係。宗法關係的中心是確認嫡長子的繼承權。嫡長子的繼承權有明顯的政治性質,他不僅可以繼承財產,而且可以繼承政治地位。
周朝實行同姓不婚制度,異姓之間結婚不受限制,這樣,周天子和異姓諸侯之間,就可以依靠通婚建立起血緣聯繫。所以,周天子稱同姓諸侯為叔伯,稱異姓諸侯為甥舅。從而擴大了統治基礎。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在周公之前就有,但是到周公執政和輔佐成王期間,這些制度更加完備了。周公通過這些制度,憑藉龐大的國家機構和軍隊,把對付殷人的政策貫徹下去。實行這套辦法是卓有成效的,經過10年努力,到成王當政時,政令可以下達到各封國的各國官吏。周朝的統治終於鞏固了。
*周公修建新都
周朝的都城在豐、鎬(在今西安附近),遠離中原,偏於西部。周公東征班師以後,決定營建東都洛邑(今洛陽市西),以便有效地控制東方。周公攝政的第5年,正式營建洛邑。這年5月,姬旦來到洛邑,全面觀察了新邑規劃,重新占卜。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才建成。內城方1720丈,外城方7O里。城內宮殿富麗堂皇,新都叫新邑,又稱洛邑。
*周公制定禮樂制度
在洛邑營修建時,姬旦還建立了一整套禮樂制度。所謂禮,指的是劃分等級名分的典章制度。禮非常複雜,幾乎包括了貴族們衣食住行喪葬婚嫁等一切行為規則。概括起來有五類:一為吉禮,用於祭祀神明。二是凶禮,用於喪葬凶荒。三為賓禮,用於朝聘接待;四為軍禮,用於興師動眾;五為嘉禮,用於飲宴婚冠。所謂樂,就是音樂。這在當時是貴族才能享有的特權,甚麼等級甚麼場合奏甚麼音樂,有相當嚴格的區分。
當東都洛邑建成時,周公的禮樂也製成。這時成王已經長大,姬旦便把政權交給成王,自己退居輔佐地位。周成王遷都洛邑后,姬旦召集天下諸侯舉行盛大慶典。在新都正式冊封天下諸侯,並且宣布各項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說的“制禮作樂”。
*周公勸勉成王
周成王執政后,周公擔心成王年少,貪圖安逸,便寫了一篇《無逸》,勸勉成王:要懂得勤勞辛苦的好處,不要一味貪圖享受。要學習商代幾個賢王和周文王的榜樣,愛護百姓,勵精圖治。反之,不關心百姓疾苦,一味驕奢淫逸,就不會得到好下場。他舉例說:當年殷王中宗在位,作事嚴肅謹慎,行動瞻前顧後,常常反省自己,不敢縱情享樂,荒廢政事。祖甲長期當下民,懂得民間疾苦,因此繼位后,能愛護百姓,施以恩惠,不欺侮鰥寡。此後繼位的國王,生下來就只會享受,整天沉迷於花天酒地之中,不曉得耕作的辛苦,不重視小民的勞動,所以國力漸漸萎靡。他諄諄告誡成王,教導他成為一個有作為的國君,要像文王那樣禮賢下土,治理好國家。
周公為了周王朝的事業,殫精竭慮。到了晚年,他回到封的地方。後來臨終前囑咐說:“我死後,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地方,以表明不敢離開成王。”
周公死後,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禮節,把姬旦葬在畢原(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北),那裡有文王陵和武王陵。把姬旦和文王、武王葬在一起,是表示姬旦的功勞大,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未竟事業。
成康盛世
周公對成王的教導和輔佐,是有效果的。成王執政后,能按照周公規定下來的典章制度治理國家,重視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並在中原和沿海地區進行貿易活動,使商業走向了發達。成王執政37年,繼位的康王執政26年,出現了“成康之治”的繁榮景象。
成王臨終時,擔心太子釗(zhāo,招)勝任不了國事,就命令召公、畢公率領諸侯輔佐太子登位。成王去世之後,召公、畢公率領諸侯,帶着太子釗去拜謁先王的宗廟,用文王、武王開創周朝王業的艱難反覆告誡太子,要他一定力行節儉,戒除貪慾,專心辦理國政,寫下了《顧命》,要求大臣們輔佐關照太子釗。太子釗於是登位,這就是康王。
康王即位,通告天下諸侯,向他們宣告文王、武王的業績,反覆加以說明寫下了《康詔》(康王之誥)。所以在成王、康王之際,天下安寧,一切刑罰都放置一邊,四十年不曾使用。康王命令畢公寫作策書,讓民眾分別村落居住,劃定周都郊外的境界,作為周都的屏衛,為此寫下《畢命》,記錄了畢公受命這件事。
此時天下安定,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手工業、農業、商業等各方面都有了較大的發展。西周此時處於盛世之時,可以說是西周的黃金時代。
西周的發展
*一代雄主穆王
康王去世之後,兒子昭王瑕(xiá,霞)繼位,昭王在位的時候,王道衰落了。昭王到南方巡視,沒有回來,相傳是因為當地人憎惡他,給他一隻用膠粘合的船,結果淹死在江中。他死的時候沒有向諸侯報喪,是因為忌諱這件事。後來立了昭王的兒子滿,這就是穆王。穆王繼位時,已經五十歲了。國家政治衰微,穆王痛惜文王、武王的德政遭到損害,就命令伯冏(jiǒng,烱)反覆告誡太僕,要管好國家的政事,寫下了《冏命》。這樣,天下才又得以安定。
後來,穆王西征犬戎,南攝夷人,對邊遠民族的侵擾進行積極的防禦,制止了掠奪。穆王又平定了東平徐偃王所率徐夷諸部的反叛,南討楚國,大會諸侯於塗山。
為了恢復周王朝的威望,穆王新設太僕一職,作為太御眾仆之長,以加強王朝的中樞管理。他施善政於天下。諸侯有不親睦的,甫侯向穆王報告,於是制定了刑法,減輕刑罰。按照墨、劓(yì,亦)、臏(bìn,殯)、宮、大辟五種刑的規定來判決。如果五刑不合造,就按照用錢贖罪的五種懲罰來判決。如果用五刑不合適,就按照五種過失來判決。五刑的條文規定,墨刑類有一千條,劓刑類有一千條,臏刑類有五百條,宮刑類有三百條,大辟類有二百條。這套刑法因為是甫侯提出來的,所以叫做《甫刑》。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去世。其在位期間,西周依然處於強勢地位。但他死後,西周再沒出現這種盛況。其後,穆王的兒子共王繄扈(yīhù,醫戶)繼位。共王去世后,他的兒子懿王囏(jiān,艱)登位。
西周的衰落
懿王在位的時候,周王室逐漸衰落了。懿王死後,共王的弟弟辟方登位,這就是孝王。孝王逝世后,諸侯又擁立懿王太子燮(xiè,謝),這就是夷王。夷王逝世后,兒子厲王胡繼位。
*厲王暴政害國
厲王貪財好利,親近榮夷公。大夫芮(ruì,銳)良夫規諫厲王說:“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個榮公只喜歡獨佔財利,卻不懂得大禍將至。財利,是從各種事物中產生出來的,是天地自然擁有的,而有誰想獨佔它,那危害就大了。天地間的萬物誰都應得到一份,哪能讓一個人獨佔呢?獨佔就會觸怒很多人,卻又不知防備大難。榮公用財利來引誘您,君王您難道能長久嗎?做人君的人,應該是開發各種財物分發給上下群臣百姓。使神、人、萬物都能得到所應得的一份,即使這樣,還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來怨恨呢。所以《頌詩》說:‘我祖后稷有文德,功高能比天與地。種植五穀養萬民,無人不向你看齊。’《大雅》說:‘廣施恩澤開周業。’這不正是說要普施財利而且要警惕禍難來臨嗎?正是因為這樣,先王才能建立起周朝的事業一直到現在。而如今,君王您卻去學獨佔財利,這怎麼行呢?普通人獨佔財利,尚且被人稱為是強盜;您如果也這樣做,那歸服您的人就少啦。榮公如果被重用,周朝肯定要敗亡了。”厲王不聽勸諫,還是任用榮公做了卿士,掌管國事。
*天之警示
厲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前853年),西周的西北連續六年大旱。《詩經》上是這樣描述的:“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持續長時間的大旱,加上厲王的腐朽殘暴,結果是餓殍遍野。
旱災結束后,人民需要休養生息。可是,身為一國之君的厲王,卻變本加利的剝削和壓榨人民。他在災后進一步實行“專利”。就是把原來公有的山林川澤霸佔為已有,不許人民樵採漁獵。厲王的所為引起了眾怒。一部份人認為這種做法背離了周室“王人”的傳統,“王而行之,其歸鮮矣”(《國語.周語》)。另一方面,在遭受數年旱災之苦之後,又斷絕了魚獵薪樵之源,造成“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逸周書.商良夫解》),達到了“民不堪命”的地步。對於厲王的暴虐無道,放縱驕橫,國人紛紛公開議論他的過失。
為控制社會的言論,厲王從衛國請來巫師,藉助巫術去偵察人們的竊竊私議。發現了后就來報告,立即殺掉。這樣一來,人們都敢怒而不敢言,路上見面,以目示意。鎬京城內,一片恐怖氣氛。可是諸侯也不來朝拜了。厲王三十四年,厲王更加嚴苛,國人沒有誰再敢開口說話,路上相見也只能互遞眼色示意而已。厲王見此非常高興,告訴召公說:“我能消除人們對我的議論了,他們都不敢說話了。”
大臣召公見厲王如此倒行逆施,便向他進諫。召公說:“這只是把他們的話堵回去了。堵住人們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厲害。水蓄積多了,一旦決口,傷害人一定會多;不讓民眾說話,道理也是一樣。所以,治水的人開通河道,使水流通暢,治理民眾的人,也應該放開他們,讓他們講話。民眾把話從嘴裡說出來了,政事哪些好哪些壞也就可以從這裡看出來了。好的就實行,壞的就防備這個道理,就跟大地出財物器用衣服糧食是一樣的。民眾心裡想甚麼嘴裡就說甚麼,心裡考慮好了就去做。如果堵住他們的嘴巴,那能維持多久呢!”但是厲王根本不聽勸阻,繼續一意弧行。
在天災、人禍的雙重摺磨下,厲王三十七年(前842年),在小領主共伯和的領導下,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不可一世的暴君厲王,被國人暴動嚇破了膽,逃奔到彘(zhì,智,今山西霍縣),結束了其殘暴的統治。厲王在外住了十四年而死。這次暴動不僅趕走了周厲王,而且動搖了西周王朝的統治基礎。
*共和之治
起義爆發時,厲王的太子靜被藏在召公家裡。國人知道了,就把召公家包圍起來,召公說:“先前我多次勸諫君王,君王不聽,以至於遭到這樣的災難。如果現在太子被人殺了,君王將會以為我對他們記仇而在怨恨君王吧?待奉國君的人,即使遇到危險也不該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該發怒,更何況待奉天子呢?”於是用自己的兒子代替了太子,使太子免遭殺害。
此後,召公、周公共理朝政,歷史上稱為“周召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國歷史從這一年開始有了明確而且連續不斷的紀年。共和十四年(前828),厲王死,而太子靜已在召公家長大成人,召公、周公二輔相就一塊兒扶立他為周王,這就是宣王。
*宣王中興及宣王之死*
宣王登位之後,由二相繼續輔佐,修明政事,師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遺風。史稱“宣王中興”。
此外,為了解除來自黃土高原上群翟部落的威脅,宣王派兵深入到太原討伐,取得了較大的勝利。三十九年(前789),宣王又在千畝打了一仗,其軍隊被姜戎打得大敗,西周王朝開始走向衰落。而且表明,西周對隔河的地方,已經逐漸不能控制。
由於偏信一首童謠,宣王不聽忠諫,殺害了無辜的上大夫杜伯。杜伯臨死時說:“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
三年後,宣王大會諸侯於郊野遊獵。臨近中午,宣王打完獵回朝途中,突然見杜伯出現在道路左邊,乘坐着白馬,身着紅衣,戴着紅帽,手執紅色弓箭,對準宣王發射,箭正射中宣王心臟。宣王一聲慘叫,跌在馬下,脊骨折斷而死。
幽王寵婦亡西周
*天之警示和亡國預言
周宣王末年(約803年),西周又發生了大旱災。這場旱災,持續時間更為長久。大旱不僅使河流、池沼完全乾涸,而且森林、草木皆於枯而死。農田、莊園,都變成了一片荒野。沒有糧食,連人畜飲水都發生了因難。旱災帶來的是一派庶民逃亡,邑里空虛,村落蕭條,田園荒蕪的衰落景象。
面對持續嚴重的旱災,周宣王繼用了先朝的祈禳。《春秋繁露.郊祀》載: “……王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修行,期欲以稍去之” (《帝王世紀》)。但是,宣王沒有商湯的德行,無論他祭祝,還是“整身修行”,都無濟於事。這場旱災,一直持續到幽王上台繼位時。這時,持續的旱災已使西周處於危難之際。
四十六年(前782),宣王死後,他的兒子宮湦(音生。按又作“涅”)繼位,即幽王。幽王二年,西周都城和附近涇水、渭水、洛水三條河的地區都發生了地震。大臣伯陽甫預言說:“周快要滅亡啦。天地間的陰陽之氣,不應該沒有秩序;如果打亂了秩序,那也是有人使它亂的。陽氣沉伏在下,不能出來,陰氣壓迫着它使他不能上升,所以就會有地震發行。如今三川地區發生地震,是因為陽氣離開了它原來的位置,而被陰氣壓在下面了。陽氣不在上面卻處在陰氣的下面,水源就必定受阻塞,水源受到阻塞,國家一定滅亡。水土通氣才能供民眾從事生產之用。土地得不到滋潤,民眾就會財用匱乏,如果到了這種地步,國家不滅亡還等待甚麼!從前,伊水、洛水乾涸,夏朝就滅亡了;黃河枯竭,商朝就滅亡了。如今周的氣數也像夏商兩代末年一樣了,河源的水流又被阻塞,水源被阻塞,河流必定要枯竭。一個國家的生存,一定要依賴于山川,高山崩塌,河川枯竭,這是亡國的徵象。河川枯竭了,高山就一定崩塌。這樣看來,國家的滅亡用不了十年了,因為十剛好是數字的一個循環。上天所要拋棄的,不會超過十年。”這一年,果然三川枯竭了,岐山崩塌了。
此後,西周還出現了一些異常氣候和自然現象。《竹書紀年》載:“幽王三年冬,大震電。四年夏六月,隕霜。”這裡所記述的,實際上是一種冬暖夏寒的異常氣候。冬暖則害蟲多,夏寒則傷莊稼。 這一切似乎都預示着西周離滅亡的時間已經不遠了。
*寵婦亡國
幽王三年,他想廢掉太子宜臼,而立寵妃褒姒(sì,似)之子伯服。太子的母親是申侯的女兒,是幽王的王后。幽王除了想廢掉太子,還想廢掉申后,好讓褒姒當王后。周太史伯陽誦讀歷史典籍,感慨道:“周朝就要滅亡啦。”
傳說,還是夏后氏衰落的時候,有兩條神龍降落在夏帝的宮廷,說:“我們是褒國的兩個先君。”夏帝不知道是該殺掉它們,還是趕跑他們,還是留住他們,就進行占卜,結果不吉利。又卜占要把他們的唾液藏起來,結果才吉利。於是擺設出幣帛祭物,書寫簡策,向二龍禱告,二條龍不見了,留下了唾液。夏王用木匣子把龍的唾液收藏起來。夏朝滅亡之後,這個匣子傳到了殷朝,殷朝滅亡之後,又傳到了周朝。連着三代,從來沒有人敢把匣子打開。但到周厲王末年,打開了匣子。龍的唾液流在殿堂上,怎麼也清掃不掉。周厲王命令一群女人,赤身裸體對着唾液大聲呼叫。那唾液變成了一隻黑色的大蜥蜴,爬進了厲王的後宮。後宮有一個小宮女,六、七歲,剛剛換牙,碰上了那隻大蜥蜴,後到成年時竟然懷孕了,沒有丈夫就生下孩子,她非常害怕,就把那孩子扔掉了。
在周宣王的時代,小女孩們唱着這樣的兒歌:“山桑弓,箕木袋,滅亡周國的禍害。”宣王聽到了這首歌,有一對夫妻正好賣山桑弓和箕木製的箭袋,宣王命人去抓捕他們,想把他們殺掉。夫婦二人逃到大路上,發現了先前被小宮女扔掉的嬰孩,聽着她在深更半夜裡啼哭,非常憐憫,就收留了她。夫婦二人繼續往前逃,逃到了褒國。後來褒國人得罪了周朝,就想把被小宮女扔掉的那個女孩獻給厲王,以求贖罪,因為當初這個被扔掉的女孩是褒國獻出,所以叫她褒姒。周幽王三年,幽王到後宮去,一見到這女子就非常喜愛,生下兒子伯服,最後竟把申后和太子都廢掉了,讓褒姒當了王后,伯服做了太子。太史伯陽感慨地說:“禍亂已經造成了,沒有法子可想了!”
褒姒不愛笑,幽王為了讓她笑,用了各種辦法,褒姒仍然不笑。周幽王設置了烽火狼煙和大鼓,當有敵人來侵犯時就點燃烽火。周幽王為了讓褒姒笑,點燃了烽火,諸侯見到烽火,全都趕來了,趕到之後,卻不見有敵寇,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幽王很高興,因而又多次點燃烽火。後來諸侯們都不相信了,也就漸漸不來了。
周幽王還任用為人奸詐乖巧、善於阿諛奉承、貪圖財利的虢(guó,國)石父在國中當政,國人都非常不滿。
幽王廢掉申后和太子后,申后的父親申侯很氣憤,聯合繒(zēng,增)國、犬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點燃烽火召集諸侯的救兵。諸侯們沒有人再派救兵來。申侯把幽王殺死在驪山腳下,並俘虜了褒姒,把周的財寶搶掠一空才離去。後來諸侯共同擁立幽王從前的太子宜臼為王,這就是平王,由他來繼承周朝的祭祀。平王即位時,關中遭受兵火洗劫,殘破不堪,犬戎又不時前來騷擾。平王只得將都城遷到洛邑,史稱“平王東遷”,東周開始。
西周王朝從公元前11世紀中武王克商開始,到公元前770年周幽王死於驪山之下,前後共歷十二王,約280餘年。
西周的文化
*“五行”與《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現了對“五行”的認識。《尚書•洪範》把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稱為“五行”, 並認識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 認為“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牆;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牆作甘”。
“水曰潤下”,是水具有滋潤、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火具有發熱、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長、升發的特性; “金曰從革”,是金具有肅殺、變革的特性;“土爰稼牆”,是指土具有種植莊稼,生化萬物的特性。西周時期的人們基於這種認識,把宇宙間各種事物分別歸屬於五行。
此外,儒家經典五經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時出現的,其內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氣象、曆法、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醫學、武術、煉丹、養生、哲學、歷史、文學、藝術、教育、民俗、心理、倫理、軍事、宗教、卜筮、堪輿等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構成的,每卦有卦辭,每爻有爻辭。卦辭與爻辭是經文,稱為《易經》,後人對卦辭和爻辭進行說明、解釋,甚至加以發揮,這些文字叫做傳文,稱為《易傳》。現存的《周易》10卷,包括《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
據《史記・周本紀》說:西伯被囚凌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史記正義》解釋說:《乾鑿度》云:“垂黃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義》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種較早的記載。
司馬遷曾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史記・太史公自序》)《識文解字》易部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八卦由陰爻和陽爻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組成象,其象也是陰陽。日為陽,月為陰。是以陰陽的消長、盛衰、變化來闡明宇宙萬事萬物的變化之理。先天八卦圖和後天八卦圖都是如此。
《周易》是中國傳統醫學之源,二者之間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醫張景岳在其著作《醫易義》中所說:“《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醫不可無賜》,《易》不可無醫”。
《周易》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力彌久而不衰。
*文字與文學
西周流傳下來的甲骨文與青銅銘文,與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時期出土的器物較多,銘文的篇幅也較長,所以成為金文的主要部分。西周金文一般有較長的篇幅,如毛公鼎近500字,記述了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史實,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臨潼出土的記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衛諸器等器,都載有銘文,更加豐富了關於西周社會歷史研究的內容。



虢季子白盤(西周)通高39.5厘米,口長137.2厘米 清道光年陝西省寶雞市虢川司出土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虢季子白盤,鑄於公元前816年,因作器者為虢季子(名白)而得名。它與散氏盤、毛公鼎並稱為西周三大青銅器。以銘文字數而言,虢季子白盤字數稍遜(111字),但就製作之精良與體量之大,則以此盤為最。)


毛公鼎(西周)通高53.8厘米 清道光年陝西省岐山縣周原出土 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時(828~782B.C.)的一件重器,因器為毛公所作而得名。毛公鼎腹內,鑄有銘文32行,計499字,為現存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鼎銘記述了周宣王的誥誡,是一篇完整的冊命。全文可分五段:1、追述周代文武二王開國時政治清平的盛況,對比作鼎時時局不靖;2、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內外;3、給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專權;4、告誡鼓勵毛公以善從政;5、賞賜毛公車、兵、命服。毛公為表示感謝和稱頌周天子的美德,作鼎以為紀念。鼎銘表達了周宣王孜孜圖治的決心,對研究西周晚期政治歷史很有參考價值,也是一篇金文(鐘鼎文)書法的典範。 )
容庚《金文編》收錄了20世紀50年代以前出土的銅器銘文近3000個單字,近數十年間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銅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這就說明西周時期是中國古文字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世傳周太史籀作大篆,經過長期流傳下來的籀文,在書法上與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處,但在當時是一般比較通行的文字,與銘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
現存《尚書》中的《周書》和《逸周書》等,就是經過後人選編而保存下來的西周文獻典籍的一部分。這些篇章是當時的重要歷史文獻,文章結構複雜,文辭簡練,表現了當時嚴謹的文風。
*禮樂
周代是最早對“禮”(祭祀、朝饗等儀式)和“樂”(伴隨“禮”進行的樂舞)作出規定的時代,這就是所謂“制定禮樂”。周代的禮樂制度有兩條基本內容,一是規定等級,二是規定伴隨禮的樂舞基本是雅樂。
周代禮樂制,等級森嚴,不同場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禮儀有別,所用的音樂也不一樣,所用樂器也不同。如祀天神,“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祭地示,“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周禮.春宮》)兩君相見,用大雅《文王 》;諸侯誰宴招待來訪使臣用小雅《鹿鳴》、《四度》、《皇皇者華》(《左傳·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頌》,士大夫則不能用。在周雅樂中,器樂、舞蹈、歌唱往往分別進行,並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與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彈奏樂器瑟或簧管樂器笙伴奏,器樂即所謂“金奏”,是鍾、鼓、磬的合奏。“金奏”規格很高,只有天子、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單單用鼓。鍾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織成肅穆庄麗的音響,加上鼓的配合,確實能造成天子、諸侯“至尊至高”、“威嚴”無比的功效。當時可以看到“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濩》,周時的《大武》。
周代還有採風制度,收集民歌,以觀風俗、察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時經孔子刪定,匯成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風”。它們是流傳於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附近數省的十五國民歌。此外還有文人創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詩性的祭祀歌曲“頌”這幾種體裁。就其流傳下來的的文字分析,《詩經〉中的歌曲以可概括為十種曲式結構。西周所用雅樂的歌唱部分均屬於《詩經》中的《周頌》和《大雅》《小雅》。至於《國風》,只有時代稍早的《周南》《召南》,可以用於等級較低的“禮”,而且也只是較晚時代才出現的現象,因為二《南》基本上是西周晚期作品。清代學者方玉潤在分析《周南・罘(草頭)苡》一詩時對詩所表現的情形進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今天,我們只能從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節奏和韻律。
周代還興辦了音樂機構“大司樂”,在音樂方面系統的訓練貴族子弟。《周禮·春官·大司樂》中還記載了大司樂教授樂舞的具體內容: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以和。”《周禮·地宮·大司徒》說明當已注意到音樂對人情志的影響。
《周禮・春官・大司樂》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著名的樂舞,它表現的是周武王伐紂的歷史事件。據《禮記・樂記》記載,《大武》具有很大的規模,它在春秋時期的演出有六成(六段),有歌唱,有樂隊伴奏。它有着結構完整的曲式,在藝術上有相當高的水平。
西周時的樂器有數十種之多,僅一部《詩經》中,就出現了二十九種樂器。不僅有打擊樂器和吹奏樂器,還有了彈弦樂器。根據材料的不同,其時的樂器可分為八類,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史書稱為“八音”。(《周禮・春官)》另外,被史書稱為“鐘鼓之樂”的大型管弦樂隊也在西周時興起,這種樂隊的主要樂器是編鐘和建鼓。這時的編鐘以由先前的三隻發展而為五隻、八隻。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的柞鍾,總音域已有三個八度,並基本按羽、宮、角、徵、羽、宮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論已經確立。五聲階名(宮、商、角、徵、羽)也已經確立。這時,人們已經知道五聲或七聲音階中以宮音為主,宮音位置改變就叫旋宮,這樣就可以達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於《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以次繼續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於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鐘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但這種充分體現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至今。
服飾
中國服飾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貴族都依照場合與身份着服飾。
周代的服飾,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領開向右邊;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條寬邊的腰帶,肚圍前再加一條像裙一樣的“韍”,用來遮蔽膝蓋,所以又叫做“蔽膝”。
男服服飾冕服:禮服中最專貴的一種,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組成。冕服的主體是玄衣、衣裳上面繪綉有章紋,而在最隆重的典禮時,穿九章紋冕服。衣裳之下,襯以白紗中單,即白色的襯衣,古代襯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為硃色,諸侯為黃硃色。鞋是雙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禮時穿赤色的。弁服:其隆重性僅次于冕服,衣裳的形式與冕服相似,最大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為爵弁,韋弁、冠弁等幾種,它們主要的區別在於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顏色。玄端: 為天子的常服,諸侯及其臣的朝服。深衣:古代凡是服禮都是上衣下裳不相連,惟此種衣裳是上下相連,分開裁但是上下縫合,因為“被體深邃”,所以稱為“深衣”。
女服服飾掉衣:為王后從王祭先王的俸祭服。艷翟:為王后從王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祭服。是青色衣,畫艷翟紋十二章紋,艷翟羽色亦為五采。闕翟:為王后助天子祭群小神和子男夫人從君祭宗廟祭服。是赤色衣,刻赤色繒的翟紋。鞠衣:為王后率領命婦祭蠶神告桑的禮服,亦為諸候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展衣:又稱益衣為王后禮見王及宴賓客的禮服,亦是卿大夫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祿衣:為王後燕居時的常服,亦為士之妻從夫助祭的祭服。純衣:為貴族之女的嫁衣。
可以說,古代的服飾制度與人們的社會禮教是息息相關的。它不僅具有裝飾的意義,而且還是當時人們身分和言行舉止的指標。
西周的科技
天文學
西周時,天文學家觀測恆星,在黃道帶和赤道帶的兩側,確定了28個星座作為標誌,稱為二十八宿。依據這些星座,來確定天體的位置和許多天象,如日、月食等發生的位置。由太陽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節,這比觀測昏旦星象以觀察太陽所在位置而定季節的方法要精確。
關於日食的觀測,《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確的記載。這次日食發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這是我國最早的以日月合朔為一月開端的記錄。
中國最早的天文觀測儀器是用以觀測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裝置圭表的觀測台是周初在陽城建立的周公測景(影)台(遺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鎮)。表高八尺,圭是與表相連的座子。太陽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則最長。利用土圭觀測日影,就能比較正確的測定出太陽年的長度。
地理學
由於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需要,地圖在西周時期已經廣泛應用。如周公在選定洛邑城址時,就事先繪製地圖。《周禮》大司馬的屬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大司徒的屬官有土訓“掌道(解釋)地圖以詔地事”,等等。這些專職官吏各有專用的地圖,說明地圖的繪製已經相當發達。
醫學
*對疾病的認識與診治
根據甲骨文,可知早在商代就有對人體體表部位的記載,如:首、面、目、口、鼻、眉、耳、手、肘、肱、臂、足、脛、膝、趾、項、脊、腹、臀等;也有根據人體不同部位產生的生理功能而定名的,如孕、娩、乳、尿、血等。但對人體內部的臟腑組織記載不多,只有“心”字。
甲骨文記載的疾病約有二十多種,其中大多是按照人體的體表部位來區分的,如疾首(頭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疾口(口病)、疾齒(齒病),疾舌(舌病)、疾自(鼻病)、疾項(項病)、疾手(手病)、疾肘(肘病)、疾肱(肱病)、疾身(腹病)、疾尿(尿病)、疾足(足病)、疾膝(膝病)、疾脛(脛病)、疾止(趾病)、疾育(產科病)、疾子(小兒病)等。甲骨文中記載的疾病也有一些是根據疾病的主要特徵得名的,如“疾言”,即說話困難或發音嘶啞;“疥”,是因易於結痂而得名;“蠱”,表示腹中有寄生蟲;“齲”,為蟲蛀牙齒。這說明當時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已涉及到五官科疾病、內科疾病、外科疾病、婦產科疾病、小兒科疾病。此外,甲骨文中還有“疾年”、“雨疾”、“降疾”的記載,疾年指多病之年,雨疾、降疾指疾病的發生多如降雨,這些是關於流行性傳染病的最早記錄。根據對甲骨文的研究,發現商朝已出現針刺、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藥物治療等治病方法。
到了西周,雖然還沒有出現專門的醫學書籍,但有關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已散見於《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山海經》等當時的文獻之中。此時人們對疾病的認識較商代已有了明顯的進步,已認識到熱病、昏迷、浮腫、逆產和不孕等疾病,並有了固定的病名。《詩經》中記載了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證候,如:瘨(癲狂)、閔(傷癰)、狂(疑)、首疾(頭痛)、噎(氣息不利)、疚(心憂憊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懷孕)瞽(盲人)等。《周禮》中也有腫瘍、潰瘍、金瘍、瘧疾、疥、癉疽、足腫病、佝僂病、禿頭、胼脅等疾病內容。
對疾病的診斷,《周禮・天官》記載:“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在治療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後葯”的治療主張,即先用食療,再用藥治。同時還提出飲食要與四時季節的變化相適應。周代甚至出現了專管王室膳食的官職棗食醫,這說明當時關於飲食療法的經驗已有相當的積累。
此外,針灸、按摩、導引等各種治療方法在這個時期也已有所應用。
*藥物知識
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發現關於藥物的明確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魚來散瘀血和用棗治瘧疾的記載。
到了西周、春秋時期,藥物品種增加,人們的用藥經驗也日益豐富。此時雖還沒有出現藥物學專著,但在很多文獻中都有關於藥物的記載。如《周禮·天官》中述的“五葯”,可能是對藥物的初步分類;書中還有對膽礬、丹砂、雄黃、礐石、磁石這“五毒”煉製的外用腐蝕葯,這可能成為中國古代使用化學藥物的最早記錄。《詩經》中也有關於藥物的豐富記載,書中記錄了大量的動植物,雖然沒有明確指明這些動植物的藥用作用,但是許多都是後世所使用的藥物,如芣苢(車前)、藚(澤瀉)、葛(葛根)、薇(白薇)、芩(黃芩)、虻(貝母)、荑(白茅)、壺(葫蘆)、木瓜、棗等。《詩經》中對一些植物的採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記載。
*病因學
西周時期的人們認識到,季節氣候的變化與人體健康有一定的關係。當時傳染病被稱為癘疾。《周禮・天官・疾醫》中記載:“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講述了四時的常見病、多發病。
*衛生保健
              
夏商時期,人們已有洗臉、洗手、洗腳的習慣,甲骨文中已有這方面的記載,殷墟的出土文物中也已有一些盥洗用具。
              
西周時,人們對飲食衛生日益重視。《周禮·天官》中曾記載:“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豕膏);秋行犢麛,膳膏腥(雞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食醫》中也有“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記載,說明人的飲食口味必須隨四時氣候的變化而變換。
殷商時期,人們已開始注意環境衛生,並實行了人畜分離。甲骨文中已有關於牛欄、豬圈和室內除蟲的記載。《周禮》、《易禮》、《詩經》中都記有除蟲滅鼠的方法,如抹牆、堵洞、葯熏、灑灰、掃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滅水中病蟲害等。
              
相傳黃帝時代已有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傳說,早期的水井都是穿地而鑿的土井,至商周時期,人們逐漸發明了井□、井裙、井蓋、井亭等水源衛生保護設施。殷墟發現當時已有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遺址也發現有較商代更為先進的地下水道。
              
早在夏商時代,人們已經知道冬季貯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周代在防暑降溫方面已有具體措施,人們普遍試圖在夏季用冰來調節溫度,達到“癘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設有專門分管用冰的官職“凌人”。《詩經》、《周禮》中都有藏冰的記載,考古挖掘中也曾發現這一時期修建的冰窖和貯存食物的冷藏井。
*醫療制度
              
周代開始出現專職醫生,並且有了最初的醫學分科。當時的宮廷醫生分為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四科,各有其編製和職責範圍。食醫負責王室的飲食與配膳,類似於營養醫生;疾醫相當於現在的內科醫生,其職責是負責邦內群眾疾病的治療;瘍醫相當於今天的外、傷科醫生;獸醫主管獸病的治療。
              
周朝設立了較為完備的醫療制度,其醫政組織是:醫師1人,上士2人,下士4人,府2人,史2人,徒20人。醫師是“眾醫之長”,掌管國家的醫藥政令,負責王室和邦內疾疫的預防和治療;士是治病的醫生;府掌管藥物、醫療器具和會計事務等;史負責文書和醫案,徒專供役使,並看護病人。周朝還設有完整的醫療考核制度和考核標準。據《周禮》記載:“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也就是說,每到年終,醫師要根據醫生們的醫療成績的優劣,制定其級別和俸祿。
              
病歷記錄和死亡報告制度在這一時期已經出現。正如《周禮》記載:“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說明當時已能對病人分別處理,並建立了治病的記錄。對於死亡者,還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報告,呈送醫師,作為評定級別的依據。

<b>數學</b>
周代很重視貴族子弟的教育,從幼童開始,就要教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號稱為“六藝”。
數學是其中的一門,可見有關數學的知識已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並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周髀算經》開頭所舉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傳說是周公提出的。
<b>西周世系</b>
1、武王(姬姓、名發)——2、成王(誦)——3、康王(釗)——
4、昭王(瑕)——5、穆王(滿)——6、共王——7、懿王——
8、孝王——9、夷王——10、厲王(胡)——共和行政
11、宣王——12、幽王(宮涅)
<b>參考書目</b>
1、《史記》,司馬遷, 西漢
2、《呂著中國通史》,呂思勉(1884-1957),華東師大出版社
3、大紀元和正見網上的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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