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足石刻堪稱世界石刻藝術的絕響(組圖)

大足石刻是重慶市大足縣境內的唐末、宋初時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題材為主,規模宏大,刻藝精湛,內容豐富,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寶頂山摩崖造像最為著名,在我國古代石窟藝術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大足縣境內石刻造像星羅棋布,被國家及地方有關部門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摩崖造像多達75處、雕像5萬餘身、銘文10萬餘字,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處。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歷史文化名城馬拉喀什舉行的聯合國民教育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3屆會議上表決通過,將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寶頂山、南山、石篆山、石門山等五處摩崖造像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中華文化中的儒、釋、道三教思想在大足石刻中顯示了融合的結果，大足石刻精美的石雕和宏闊的釋學典義令人震驚，沉寂於深山和歷史歲月中的青燈古佛終於重新光耀世間。

大足位於重慶西近百公里處，地接巴蜀交匯之處，但不僅僅是地理上的相接，中華文化中的儒、釋、道三教思想也在這裡顯示了融合的結果。

1945年，抗戰勝利曙光初現的那個春天，以楊家駱為首的考察團自重慶出發赴大足考察，一行人在大足進行了7天學術考察，為這裡精美的石雕和宏闊的釋學典義而震驚，認為大足石刻足以與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鼎足而立。

因此，考察團回到陪都後，舉行了大足石刻的展覽，在社會各界引起了轟動。自此，沉寂於深山和歷史歲月中的青燈古佛終於重新光耀世間。

現今發現於大足縣境內年代最早的石刻造像年代是初唐永徽年間的(公元650—656年)，至唐末時期造像始盛，南宋時達到高峰。後歷經元、明、清數代，伴隨佛教衰落而衰減。

但歷代造像未絕，現大足全境內共有造像五萬餘尊，儒、釋、道三教的造像皆備，為研究中華思想文化和雕刻藝術留下了寶貴的佐證實物;另有碑刻、銘文十多萬字，記載了不同時期巴蜀地區的地理、經濟、軍事、政治、人口等各個方面情況，是一筆寶貴的巴蜀文史資料。1961年,大足石刻成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99年，大足石刻列入聯合國民教育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大足石刻實際是整個大足地區的石刻的總稱，其在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下的共有五處，分別是北山、寶頂山、南山、石門山以及石篆山，每處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特色。

北山位於大足縣城北5里處，在唐末五代時期是當地擁兵割據的軍閥韋君靖的軍寨，其山綿延如卧龍，鼎盛時期曾“築城堡二千間，建敵樓二百餘所，周圍二十八里。糧貯十年，兵屯數萬”。北山石刻最集中是在佛灣，共有240餘龕，匯聚了自唐末到明末的各個年代的造像，其中精品迭出，美輪美奐。

各類表現佛教經典及時代信仰神人的造像更是比比皆是，尤以觀音造像為多，堪稱“佛教藝術的殿堂”，讓觀者置身其中，猶如進入一個佛教講堂，受到佛家思想的熏陶。

著名金石學家馬衡曾對《韋君靖碑》嘖嘖稱讚，認為其彌補了唐末五代時期川中地區一段歷史的空白;而另一塊更為學界所稱道的《古文孝經碑》，是國內發現的唯一的古文孝經實物，其思想文化與歷史價值十分珍貴。至其中的轉輪經藏窟，中心柱直達窟頂，石壁各面都開鑿有菩薩、戰將形象，神采各異，栩栩如生，蓮花祥和，刀斧生威。

此外，還有極為民俗化的數珠手觀音形象，頷首而立，裙裾飄舞。其他各類表現佛教經典及時代信仰神人的造像更是比比皆是，尤以觀音造像為多，堪稱“佛教藝術的殿堂”。

寶頂山位於縣城東北35里處，其造像主要分佈在大﹑小佛灣。其中，大佛灣是大足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區域，整體開鑿於南宋1174—1252年間，由當地僧人趙智鳳傾70餘年之心血組織營構。整個佛灣呈馬蹄形，在長約一里的範圍內，以中國式的形象和手法雕刻有牧牛圖、華嚴三聖、千手觀音、釋迦涅槃、西方凈土、父母恩重、地獄變像等等，既有表現清靜雅潔，香樂裊繞的佛家仙境，又有表現刀山火海、剖腹開膛的地獄慘象;既有捧塔聳立的文殊普賢，弟子林立而橫卧之涅槃釋迦，亦有中國意境的田園牧人、醉漢孝子、倚門父母，如彼如我，望之心戚。整個格局類似一個佛教密宗道場，讓觀者置身其中，猶如進入一個佛教講堂，受到佛家思想的熏陶。

自宋代以來，中國的儒、佛、道三教的思想已融為一爐，寶頂山石刻中也有表現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內容，而以佛教石窟造像形式雕刻而出，對“三教合一”作出了鮮明的闡述。加之運用各種鮮活的生活場景來表現晦澀的經書中的義理，輔之以精巧的力學構造，微妙的光線組合，讓觀者在遊覽過程中減輕了抵觸心理，而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因此，寶頂山石刻是中國佛教石窟走向民族化、民俗化的最鮮明體現，呈現出佛教已經完全中國化的結果。明代的碑刻中記載，當時寶頂山已是香火“震炫川東”，民間有“上朝峨眉，下朝寶頂”之說，因此一直以來是大足石刻的重心。

大足石刻地點集中而取材多端，最終催生出這一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濃墨重彩的大足石刻，將中國石刻的最後一個高峰生動地展現在世界面前，成為世界石刻藝術的絕響。

南山在縣南3里，石刻所在地為玉皇觀，主要是道教色彩的石窟和歷代官吏來此遊覽遺留的碑刻，其中的蟠龍或繞柱或昂首立身，呼之欲出，亦為一大特色。石門山在縣東25里，石刻集中地點在聖府洞，其中既有佛教的十聖觀音、孔雀明王，也有道教的地獄輪迴，又有儒家諸賢與道教人物並存的三皇洞，還有民間的神祇——獨腳五通，內容雜陳，頗可玩味，至今尚留下許多謎團。石篆山在縣西50里，石刻所在，一為千佛岩，一為佛灣，其中有儒釋道三教中的孔子、釋迦牟尼、老子各處一龕、毗鄰而居的造像，為中華文明的三教融合提供了實物佐證，表現了漢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包容與吸收。此外，境內還有舒成岩﹑妙高山等多處石刻造像點，豐富精美，同樣吸引着海內外學者和信徒。

大足石刻的特色在於其多樣性與民俗化，是中國佛教、特別是佛教石窟藝術發展變化的活化石，是中國乃至世界石窟造像史上的最後一個高峰。其各種造像的出處既有經典，卻又不拘泥於經典，為我所用，靈活變化。在不同的需求下將各種題材的人物毫不造作地揉合在一起，取用其精，而去其雜。這也就涉及到爭論已久、至今仍在繼續的中國人有無真正信仰的問題。

如果跳出宗教爭論這個圈子，從歷史、美術、雕刻、民俗等角度去看這些雕像，它們完全有着不同於其他石窟或佛教藝術的特色。大足石刻的雕像既沒有在敦煌文化中某些早期佛教造像表現出的外來的犍陀羅風格，也不是雲岡石窟中南北朝時期的“褒衣博帶、秀骨清像”的超脫模樣，龍門石窟中大唐雕刻豐腴壯碩﹑濃彩艷麗的形象雖然在大足唐代石刻中有所體現，但是在大足，更多的則是宋代的清麗淡雅、情態宜人的風格造型。

大足在宋代是昌州治所，“士大夫避地者多居焉”，富甲川東。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繁盛的時代，也是城鎮化、市民化最急劇的時代，思想潮流的碰撞導致的文化包容與變異，交通的貫通、居住地的集中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樣化使得大足地區的石刻地點集中而取材多端，最終催生出這一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濃墨重彩的大足石刻，將中國石刻的最後一個高峰生動地展現在世界面前，成為世界石刻藝術的絕響。

圖：網路/ 文：阿波羅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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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屋山 ----- 天下第一洞天

王屋山，位於河南濟源縣城西北45公里處。它北依太行，南臨黃河，是古代濟水的發源地。其山勢雄渾，平均海拔1715.3米，它有三十六座奇峰秀嶺，二十八個神洞名泉，主峰天壇峰，更是一峰突起，萬峰臣伏。很多人都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的發生地就在王屋山。現在人們仍然可以看到，在王屋山南面的山樑中間，確實斷開了一條很大的山口，這大概就是傳說中愚公移山的所在。

關於王屋山山名的由來，主要有兩種說法。《道藏》中說它「山中有洞，深不可入，洞中如王者之宮，故名曰王屋也」。中國早期的地理志《禹貢》記載：「山有三重，其狀如屋，故名」。在主峰的峰頂有座石壇，據說是軒轅黃帝祭天之所。當時黃帝與蚩尤打仗，一直無法戰勝，於是「黃帝於此告天，遂感九天玄女、西王母降授《九鼎神丹經》《陰符策》，遂乃克伏蚩尤之黨，自此天壇之始也」，故又稱天壇山。

王屋山很早就成為修煉人的修行之地，並被後來出現的道教列為十大洞天之首，三十六小洞天之總首，由仙人王褒（字子登）掌管，是「五嶽、四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神仙朝會之所」。 「每年諸元會日，靈山、真聖皆朝會於此，考校學仙之人及世間善惡，記錄在案。」所謂洞天，乃是「山中有洞，貫通諸山，直達上天」，是道教對大地名山神仙所居洞府聖境的總稱，也是上天特派真仙直接掌管的聖地。

周太子王子晉，曾隱居王屋山華蓋山悟道，號稱華蓋君；列子云游王屋山撰寫了《愚公移山》，道教尊列子為「中虛真人」。西漢范陽人王褒，入王屋山修煉，后得道成仙，「總管王屋山洞群真」。王屋山始稱小有清虛之天。根據梁陶弘景撰寫的《真誥》卷五，漢時在此修煉並成仙的還有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和張兆期。他們一起在王屋山學道四十餘年，共同製成了神丹。毛伯道先服下了仙藥，然後就死了；劉道恭服下后也死了，謝稚堅、張兆期見此情況，害怕不敢服用，並離山而歸。在路上，他們見到了死去的兩人，已然成仙。二人悲愕，才知道錯過了成仙的機會，遂向他們求道，已成仙的兩人給了他們茯苓方，謝、張服用后都活了數百歲。

河上公慕老子之道，也隱居在王屋山修煉。當時的漢文帝對老子的《道德經》推崇備至，不僅自己熟讀它，還要求王公大臣們都要誦讀。但是他仍有些地方難以弄明白，因此他常常派人四處尋訪，希望遇到指點迷津的人。後來，文帝聽人們說河上公精通《道德經》的精髓，就派人前去拜訪，請教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河上公對文帝派的使者說：「道尊德貴，這麼嚴肅的事情怎麼能通過別人來代問呢？」於是文帝駕臨河上公的草廬，親自向河上公請教。儘管如此，文帝仍心有不甘，就對河上公說： 「《詩經》上講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老子也說過：‘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君王屬於這‘四大’之一。你即使有道行，可還不是我的子民嗎？為何這麼自高自大，將君王不放在眼裏呢？」河上公聽完文帝的質問，就拍着掌坐着，冉冉升空，穩穩的懸在空中，離地有數丈之高。河上公俯身向仰視他的漢文帝說：「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又不為人所累，怎麼能算是你的臣民呢？」聽罷河上公的話，文帝心知已遇到高人，馬上下車向河上公跪拜企求給予指點。河上公見文帝一片誠心，就將兩卷經書授與文帝，並對文帝說：「熟研這兩卷經書，你所有的疑問都會迎刃而解。這兩卷批註道經的著作，只傳了三個人，你現在是第四個，切記，萬不可顯示與他人。」說罷，河上公就在原地消失了。文帝心曉今日遇見了神人，異常珍惜這兩卷經書，從此更是手不釋卷，精心鑽研《道德經》。

此外，東漢的干吉、魏伯陽等也曾在王屋山上修煉，《神仙世界》載：「干吉經常在太行山南曲陽泉上周遊，漢成帝河平二年，老子親授他一部百卷的神書，寫在月白色的絹帛上。」這就是道教所傳的《太平經》。

西晉時，在此修行比較有名的是魏華存。她隱居在王屋山上修煉四十年，后成仙。成仙時，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其白日升天。后道教尊其為上清派第一代宗師，南嶽夫人，紫虛元君。東晉葛洪也曾在此修煉了一段時間，並寫下了《抱朴子》一書，書中稱王屋山「正神在其中」、「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有道者登之，則山神必助之」。 南北朝時梁之茅山道第一代宗師陶弘景，一生游遍名山，在其所著的《真誥》中稱「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台是也。諸始道者皆諧陽台。陽台是清虛之宮也，下生泡濟之水，水中有石粒，得而服之可以長生。」

唐代是王屋山道教的興盛時期，有一大批道士居此修道。主要有司馬承禎、李含光、張探玄、柳默然、燕真人、王子登、孫思邈、薛希昌、王重陽、宋德方、完顏得明、元好問、李商隱等。根據《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碑碣》載，司馬承禎二十一歲時，在嵩山拜潘師正為師，大約在武周時去天台山，居住在天台桐柏觀；開元十二年（724年），玄宗下詔讓其在王屋山居住，后在此羽化成仙。其弟子李含光，開元十七年跟從司馬承禎居住在王屋山，后在茅山坐化。燕真人，不知道他真正的姓名。他是王屋裡人，居住在陽台觀之側。後晉天福（936～942年）間，他得煙霞養道之訣。據說在其住宅邊的井中還得到靈異之參，全家吃了后皆成仙，「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典故就出於此。

五代時，名道譚峭在此修煉。史書記載，譚峭視世間之樂，不如拋棄的爛磚，常以酒為樂，人稱「醉客」。他一生雲遊了很多地方，「常夏披棉襖，冬着布衫，或卧於雪地，或躺於雨中，人以為死，近而視之，呼吸如故」，故人稱「譚瘋子」。宋和金元時期，王屋山道教繼續發展，在此修煉的道士有宋代的賀蘭棲真，金元時的王志釣、張志謹、申志貞、劉道清等。賀蘭棲真，《宋史》說「不知何許人」，《賜賀蘭棲真敕書並贈詩序碑》則多增補，謂其是譙國人。最開始在驪山白鹿觀拜馮洞元為師，馮洞元仙世后，來到終南山修煉。后居住在嵩山紫虛觀，再後來，來到了王屋山奉仙觀，在此仙化。張志謹，字伯恭，號寧神子。他曾經商，后辭親學道，拜邱處機為師。雲遊各地二十年後，來到王屋山隱居修行。到了明清時期，比較有名的道士如明末清初的王常月。

歷史上，先後有漢武帝、漢獻帝、唐玄宗、宋徽宗等27個帝王來王屋登頂祭天。明代時，皇帝朱棣在北京建天壇，以示從王屋山遷去，天壇峰就成了北京天壇公園的前身。

王屋山在隋唐建有大批宮觀，主要有上方院、奉仙觀、陽台觀、紫微宮、白雲道院、靈都觀、清虛觀、青羅仙人觀、三清殿、山神廟、太山廟等，傳說軒轅黃帝曾於此處訪尋四山，故原稱上訪院；唐睿宗時改名為「上方院」，是仙人司馬承禎初來王屋時居住的地方，金末重修。紫薇宮，據說太宗李世民的叔父李道宗曾在此隱居。奉仙觀，宋道士賀蘭棲真居住在此。靈都觀，是唐玄宗為玉真公主（睿宗之女）所建，金時升觀為宮。三清殿供奉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清虛觀供奉清虛大帝。此時的宮觀建築分體現了道教三十六重天的學說。宋代，除原有宮觀外，又重新修建了紫微宮，供奉紫微大帝，門內的天王殿上書「天下第一洞天」。金元時期，對王屋山原有宮觀進行重修，又增建有若干宮觀，如陽台宮等。至明代中期，王屋山主要道觀尚大致完好。明中後期，道教衰落，大部分宮觀廢棄。迄今僅存陽台宮、奉仙觀等。據說在陽台宮的石階上擊掌，就會聽到鳥叫聲，當地人說這是「鳳凰鳴」。傳說是因為該宮建在了鳳尾根部。如果登高遠望，的確會發現，陽台宮後面的天壇峰狀似鳳首，對天而鳴。宮前的九條大山嶺，自北向南以扇面形展開，狀如風尾。附近的幾座小山嶺好象鳳肩、鳳背、鳳腰、鳳翅和鳳心。當地人把這種奇異的地形叫做「丹鳳朝陽」。

除了宮觀之外，王屋山上還可找到許多仙跡，如上天梯、南天門、瑤池、煉丹處（是老子在洛陽棄官後來此修煉三年留下的遺迹）、瓊林台、仙人台、棲鶴台等。

唐朝李商隱有詩《玉山》讚美王屋山的仙家之氣：

玉山高與閬風齊，玉水清流不貯泥。
何處更求回日馭，此中兼有上天梯。
珠容百斛龍休睡，桐拂千尋鳳要棲。
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罷好相攜。

圖：網路/ 文：正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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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陵 —— 黃帝陵

陝西省黃陵縣城北1公里處橋山一帶，山清水秀，風景宜人，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的陵寢「黃帝陵」就坐落在橋山之巔，號稱「天下第一陵」。 
　　
軒轅黃帝可以說是華夏子孫的先祖，他以土為王，土是黃色，乃五行之首，所以叫黃帝。古文獻記載有三皇五帝，黃帝是三皇之一，又是五帝之首。 
　　
據《史記》記載，黃帝自孩童時就聰慧異常，有諸多超凡神奇的地方，長大後更是敦厚敏捷。在炎帝后期，諸侯互相侵擾，以致生靈塗炭，黃帝於亂世起兵，以德號召天下，戰敗炎帝於阪泉，代炎帝為天子，後又戰勝蚩尤於涿鹿之野，統一中華。
　　
黃帝帶領先民制定曆法、建造舟車、創立文字、始建醫學、教導人民種桑樹、養蠶、製衣冠、定音律、演算數，奠定了中華五千年燦爛文化的基石，被尊稱為「人文初祖」。 
　　
橋山沮水環繞，群山圍抱，古柏參天，黃帝陵就坐落在這一片幽靜深邃的古柏之中，位於橋山山頂平台的中央，陵塚高3.6米，周長48米，有一米多高磚砌花牆護圍，圍牆正面有一石碑，上刻明代唐錡所書的「橋山龍馭」。相傳黃帝活到110多歲時，一日在河南巡視，突然天際飛來一條黃龍，召喚黃帝上來，黃帝騎上黃龍騰空而起，飛到橋山，地上百姓對黃帝痛哭流涕，依依不捨，但最終黃帝還是乘龍而去，只留下衣冠，人們便將黃帝的衣冠埋下，起土為塚，作為黃帝的陵墓，這一段傳說叫「橋山龍馭」，意為黃帝在橋山乘龍飛昇。 
　　
陵前40米處有一約20米高台，其旁的石碑上書有「漢武仙台」四字。此台系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劉徹巡遊朔方歸來時，祭奠黃帝，祈仙求神時所築。 
　　
橋山腳下有一座「軒轅廟」，即「黃帝廟」，相傳創自漢代，唐太宗大歷中期在城北橋山西麓，宋太祖開寶五年，移建於今址。以後元至正，明天啟、崇禎，清順治、雍正、乾隆、道光皆有重修，並且有碑記載或錄於縣誌中。 
　　
軒轅廟內外遍植柏樹，鬱鬱蔥蔥。面內一株蒼勁的古柏，相傳為黃帝親手栽種，於今有5000多年的歷史，高20餘米，下圍11 米，粗粗的樹枝像虯龍在空中盤繞，蒼勁挺拔，冠蓋蔽空，是最古老、最大的一株柏樹，成為「柏樹之王」。另外一株高大且斑痕點點的古柏在廟內大殿前，因漢武帝凱旋歸來，曾將金甲掛在樹上，故稱「掛甲柏」，被譽為「群柏之奇」。此外，廟院裡還有歷代重修軒轅廟的碑記和祭文石數十通，以及記述黃帝功績的碑石40多通。 
　　
黃帝是中華文明的始祖，所以從古到今，王侯將相、文人墨客等來此祭陵者，絡繹不絕。山頂立一石碑，名為下馬石，上有「文武百官到此下馬」，古代凡祭陵者，均須在此下馬，步行至陵前，以示對黃帝的尊敬。

圖：網路/ 文：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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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造了大金字塔？

上圖：埃及基沙高原上聳立了許多金字塔，中間最高的那座即為著名的大金字塔。（圖片提供：許曉倩）

是誰造了大金字塔？

埃及大金字塔，高一四六公尺，其四面底邊長分別為二三○公尺，佔地五二九○○平方公尺，共用了二三○萬塊石材。早在希臘羅馬時代，人們就將世界上的偉大建築，選出七項最為人稱頌的。然而歲月悠悠，被稱作世界七大奇迹的建築物，幾乎已消失殆盡，獨有埃及大金字塔屹立不搖，見證着當時文明的輝煌。一般認為大金字塔建成於西元前二千多年的第四王朝，由胡夫王所建。但是由於史料的缺乏，後代史學家們透過傳說，以及相關線索才得出這項推論。關於這麼龐大的工程如何建成？不可思議的智慧來自何人？以及為了甚麼目的而造的等等謎團卻始終沒有解開。目前這個說法隨着許多研究結果的發布而被質疑。

並非法老的王墓

史學家們一般認為金字塔與法老的墓葬有着密切的關係。然而，在西元八二○年，開羅回教總督阿爾瑪門（Caliph Al-Ma'mun）率領人馬，首度挖出通道進入大金字塔，看到的景象卻是非常樸素的房間，連一件陪葬品、珠寶、雕像都沒有，甚至連碎片都找不到。而取名為「王殿」的房間里只有一口空空的、沒有蓋子的箱狀石盒。牆壁也是光禿禿一片，毫無裝飾文字。史學家們對這個首次進入大金字塔的事迹作出「遭到盜墓」的結論。然而，實際研究指出盜墓者想從其它通道口進入大金字塔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常理下，盜墓者也不可能偷到一個碎片都不剩，更不可能將牆上描述法老的碑文全數抹凈。而埃及人為了紀念與稱頌法老王，向來將王墓內部裝飾的極為華麗，並擺設豐富的陪葬品。這麼看來，樸素的大金字塔很可能不是法老王的墳墓，甚至可能毫無關係。

建築物的數字展現驚人的精確度

一八八○年代末，現代建築學之父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指出大金字塔最驚人之處在於其方位上。因為其各個稜線都極為正確地面向東南西北，各方位的誤差也都在五分（一分是一度的六十分之一）以內。這不但是非常精確的觀測技術，更令人驚奇的是建造者竟然能在這樣龐大的建築物上保持超高的精確度。 其水平度的正確度也令人震撼。因為其誤差僅一・五英寸（約三・八公分），即使是現代的建築也難以媲美。科學家推測要造出大金字塔這樣高技術的水準至少要經曆數千年的進化，然而翻遍埃及歷史，卻找不到這類技術發展的記錄。

非凡的技術

大金字塔的力學構造極其巧妙。它並不是將二百多萬個石頭直接堆砌成錐型。若構造如此單純的話，只要其中的一部分崩潰，就會因為過於笨重，而全數崩壞。支撐大金字塔的，是類似樹木年輪的構造，也就是由稱為扶壁的硬體構造和填塞其空隙的填石層所組合成的。這種構造使得大金字塔在十三世紀時的一次大地震中，只有少部份的外側石塊崩落，整體結構絲毫不受影響。然而在大金字塔之前建造的第三王朝金字塔或之後的第五、第六王朝所建的金字塔相比之下結構相當粗糙，甚至許多已經完全崩壞。

再者，如何從地面到一百多公尺的高空中，將二百三十～二百六十萬塊，每塊平均重達二・五噸（二千五百公斤）的大石頭始終都擺在絕對精密的位置上也令人不解。埃及學者們前後推測了三十種以上建造的方法，然而經過分析檢驗，發現以當時埃及人所能有的技術與能力，這些方法實際上都不可行。攀爬過大金字塔的學者漢卡克（Graham Hancock），便具體地提出他的疑問。他說：「在此顛顛巍巍之處，一面需保持身體平衡，一面又得將一塊一塊至少有現代自用小汽車兩倍重的石塊，從下面搬上來，運到正確的地方，對準位置，當時這些石工的心中不知所思何如。」

有「現代古埃及學之父」之稱的法蘭西斯・強波林（Jean-Francois Champollion）認為建造金字塔的人在智慧上是屬於巨人型的，他說：「他們的想法有若身長一百英尺的巨人一樣高人一等。」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說法，既然種種證據顯示埃及人並無法造出大金字塔，那有沒有可能是由有着巨人般智慧或身材的史前文明的人類所造的呢？事實上，學者們對於此點已有相關研究發表了。

史前文明的推測

獅身人面像也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它高二十公尺，全長七十三公尺，被認為是第四王朝的法老王卡夫拉所建。但近來科學家從獅身人面像表面的侵蝕痕迹推測它的建成年代很可能更早，起碼在公元前一萬年以前。

鄰近大金字塔的獅身人面像，看起來非常的古老。科學家們從他身上似水侵蝕的溝渠研判他曾經歷了一段潮濕的氣候，因此推測他很可能在一萬年以前就已存在。

數學家史瓦勒・魯比茲在《神聖的科學》談到，獅身人面像的獅身部分很明顯有被水侵蝕的痕迹，他推測是公元前一萬一千年的一場大洪水和連綿大雨而造成的。

學者約翰・魏斯特認同上述說法，並否定了風沙侵蝕之說。因為如果是風的侵蝕，那同一時代的其他石灰岩建築物也應有同樣程度的侵蝕，然而我們卻發現留下的其它建築物中沒有一塊像獅身人面像那樣嚴重的侵蝕。

波士頓大學地質學教授、岩石侵蝕方面的專家羅伯特・修奇也贊同魏斯特的觀點，並指出獅身人面像所遭受的侵蝕，有的地方深達二公尺左右，使得外觀看來蜿蜒彎曲，好像波浪一般，很明顯是經過數千年激烈的風吹雨打后造成的痕迹。魏斯特還指出從公元前三千年以來，基沙高原一直沒有足夠的雨水造成獅身人面像的侵蝕痕迹，而必須追溯到公元前一萬年才有能造成這樣大規模侵蝕痕迹的壞天氣。因此他推測，獅身人面像必須在這個年代範圍以前所建。連同大金字塔這樣規模宏大而複雜的工藝品，很可能是一個更早、更偉大、比古埃及古老，我們還不知道的文明留下來的遺產，而被埃及人所繼承。

古人講「天時、地利、人和」，生活的方式隨着年代或民族有所不同，就像我們現在住鋼筋水泥的樓房、交通工具是車輛，而古代則是住在木造或磚造的房子、出門是騎馬或乘轎子。然而像秘魯納斯卡平原上的巨大圖畫、復活節島上的大石像、英國的巨石圈，以及大金字塔，我們目前在記載中找不到相對應的人類生活模式及能力造出這些特別龐大、壯麗的產物。它們很顯然是來自與我們差異很大的文明的產物，上述科學家對大金字塔提出的推測，正好吻合了很久以來埃及人存在着的說法，他們認為基沙古迹是被「大洪水」毀滅前的一次文明時代所留下的唯一大型古建築。這個推測是否正確有賴更多的研究，但是從目前許多開始觸及史前文明的研究方向來看，很可能有一天我們能真正解答究竟是誰造了大金字塔！

圖：網路/ 文：正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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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造極 中國石窟藝術

2001年，雲岡石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石窟是佛教寺廟建築的一種，大多依山崖而建。石窟藝術由建築、彩塑、壁畫3大類組成。建築是載體，它包括木結構窟簷和建築繪畫；壁畫是石窟的裝飾，面積巨大，內容比較簡單；彩塑是佛教供奉的主要神靈，是石窟藝術的主體，由於內容豐富，它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其他，因此石窟以彩塑著稱於世。

石窟藝術最早源於古印度，西元3世紀傳人中國。中國北方在魏晉南北朝至盛唐時期，先後形成了兩次造像高峰；西元8世紀中葉後，南方長江流域出現了又一次造像高峰。從西元9世紀末至13世紀中葉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為代表的大足石刻，從而把中國石窟藝術史向後延續了400餘年。此後，中國石窟藝術停滯，其他地方再未開鑿任何大型石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每個時期的石窟藝術都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模式及內涵。

造像藝術高峰 魏晉南北朝

政治紛亂的魏晉南北朝在文化、科技方面並未停滯，在藝術方面達到一個新高度。特別是佛教盛行，此時期的雕塑、繪畫形成獨特風格，且為後世留下歎為觀止的石窟藝術。大舉興佛的魏晉南北朝，在北朝一些皇帝的下令，到處開山鑿窟，雕塑佛像，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和甘肅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石窟裡布滿了大大小小的佛像和其他藝術珍品。這些早期洞窟皆受新疆石窟藝術的強烈影響。此外，早期的佛像雕刻受印度影響，有著古希臘人的面貌特徵；後期則呈現本土化傾向，佛像面貌已然具有中國人的特徵。

龍門石窟全景圖。其與莫高窟、雲崗石窟和重慶大足石刻並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

承先啟後新疆石窟

目前發現石窟遺蹟有4個地區，由西向東依次為古疏勒區（今喀什）、古龜茲區（今庫車、拜城）、古焉耆區（今焉耆）和古高昌區（今吐魯番）。從建築形制上看，新疆石窟較多中心柱式塔廟窟、塑立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供僧人日常起居的僧房窟、供僧人修禪打坐的禪窟以及不同形制的洞窟組合，也有少量的禪窟群。5世紀後，方形佛殿窟數量增多，還出現佛壇窟。不同形制的洞窟中常繪有壁畫，原先多數還有塑像，現多數已毀壞。6世紀前的雕塑主要是釋迦牟尼和彌勒像。

規模龐大雲岡石窟

山西大同西郊武周山北崖的雲岡石窟建於北魏和平年間（西元460年～465年），由著名和尚曇曜主持開鑿石窟5所。現存雲岡第16窟至20窟，就是當時開鑿最早的所謂「曇曜五窟」。其他主要洞窟，也大多完成於北魏太和18年（西元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雲岡石窟東西綿延1千公尺，現存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石雕造像5萬1千餘個，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佛像最高者17公尺，最小者僅數公分。雲岡石窟的雕刻吸收並借鑒印度犍陀羅佛教藝術，有機地融合中國傳統藝術風格，在世界雕塑藝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絲路上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位於古代東西方交流要道「絲綢之路」上，具體位置在鳴沙山東麓斷崖。相傳前秦（366年）有位樂樽和尚在敦煌東南的三危山，開鑿第一個石窟。南北朝時期，越來越多和尚來此朝拜、開鑿石窟，至隋唐時期，莫高窟藝術達到頂峰。莫高窟綿延南北近2公里，分上下5層洞窟，因敦煌巖質不適合石雕，所以佛像以泥塑為主。經過歷朝修建，到7世紀唐朝時，莫高窟已有1千多個佛洞，因此，莫高窟又被稱為「千佛洞」，現存石窟為492個。北朝時期的石窟即所謂「中心塔柱式」，就是在洞窟中心豎立一座通頂方柱的洞窟，象徵佛塔的內部空間。這種窟形是從古印度的塔堂窟發展而來的，塑像背部多與壁畫相連。

北魏洛陽龍門石窟

洛陽龍門石窟開鑿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歷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和北宋諸朝，其中北魏和唐代興建規模最大，現存窟龕共2,100多個。北魏時的古陽洞、賓陽洞、蓮花洞是當時代表性的洞窟。

大唐盛世 五彩眾佛展神韻

進入隋代後，由於隋文帝大興佛法，莫高窟也蔚然一新。隋代重修、開建的洞窟多達94個，幾乎是莫高窟開鑿200多年來總數的1倍，眾多五彩繽紛的菩薩、金剛，彷彿眾神粲然雲集於華夏大地。到了唐朝，石窟藝術獲得前所未有的擴大和發展。

龍門石窟萬佛洞

龍門唐代石窟中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重要石窟，為氣勢宏偉，雕琢精湛的「奉先寺大盧捨那像龕」，完成於唐高宗李治上元2年（西元675年）體現出唐代雕塑藝術高度成就。萬佛洞建於唐高宗李治永隆元年（西元680年）。因洞內南北壁上刻滿小佛，共約1萬5千餘尊，故稱「萬佛洞」。正壁佛像端坐於束腰八角蓮花座上，該洞主尊名阿彌陀佛，後壁雕刻有54枝蓮花，每枝蓮花上坐一菩薩或供養人，形象別緻。南北壁的壁基上刻有伎樂人，舞者衣帶飄揚、婀娜多姿；奏樂者手執樂器，形像生動。

壯麗鼎盛莫高窟

隨著佛教達於鼎盛，石窟開鑿也進入極盛時期。隋唐是莫高窟的全盛時期，特別在唐朝。莫高窟現存492個石窟中，唐朝時建造的就有247洞。隋代百窟樣式由北朝的中央塔式改為中心佛壇，組像同南北朝。唐代塑像亦由早期「瘦骨清秀」造型，重返「豐碩壯實」之貌。窟中壁畫主要是大場面的說法圖和簡單的經變圖。莫高窟最大塑像皆塑於唐，第96窟大佛是莫高窟中最大的塑像。唐代壁畫是多種經變圖，其規模極為宏偉，表現出天國的壯麗圖景。

樂山大佛頂天地

俗話說，去峨眉山一定要看一看樂山大佛。大佛開鑿於唐高宗開元初年（西元713年），當時凌雲寺名僧海通為鎮水妖而修建，歷時90年方竣工。大佛位於四川樂山市城東凌雲山上，為凌雲山臨江的整片石壁，全靠人力開鑿凹進石刻而成的坐佛像，高71公尺，頭高14.7公尺，耳長6.12公尺，鼻長5.33公尺，肩寬24公尺，手指長8.3公尺，腳背寬9公尺、長11公尺，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尊石刻佛像。這尊大佛像，雙手撫膝，神情肅穆，目視著茫茫大江，其雕刻技術高超，結構、比例勻稱，線條流暢。其頭部、身上還巧妙地暗藏著排水系統，以避免水流衝擊，減弱風化。

佛窟左面巖壁上，有條與大佛同時開鑿的險峻「九曲棧道」，直通大佛腳底處。

 

1996年，峨眉山樂山大佛作為一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晚唐兩宋  中國風格典範

作為晚期石窟藝術——晚唐至南宋時期（西元9世紀末至13世紀中葉），代表作「重慶大足石刻」吸收、融合前期石窟藝術精華，在題材選擇、藝術形式、造型技巧、審美情趣諸方面皆異於前代，尤其鮮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為特色，成為具中國風格的石窟藝術典範。重慶大足縣境內，有唐宋以來石刻造像100餘處，6萬餘尊，總稱「大足石刻」。唐代人物形像端莊豐滿，氣質渾厚；刻工精湛，人神合壁。

中國的石窟雖歷經千年歲月洗刷，甚至遭到了人為的破壞，但仍有一些石窟保留了原貌，成為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藝術博物館。今人亦可以從不同時期石窟的雕塑內容，尋找到先人們對佛法的虔誠，對佛的無比敬仰。或許這也是先人們留給今人最寶貴的財富之一吧！

圖：網路/ 文：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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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長沙嶽麓書院具千年歷史

 

嶽麓書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北宋真宗賜以「嶽麓書院」的門額。

湖南嶽麓書院已有一千多年歷史，依山傍水，前臨湘水，後枕嶽麓山，四周林木蔭翳，環境幽靜雅致，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融為一體，高度協調。

湖南嶽麓書院，這個學府已有一千多年歷史，曾是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中國歷代文獻史並將它與孔子講學處並提，譽為「瀟湘洙泗」。

嶽麓書院坐落在長沙市嶽麓山東面山腳下，當今的湖南大學校園之內。書院依山傍水，前臨湘水，後枕嶽麓山，四周林木蔭翳，環境幽靜雅致，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融為一體，高度協調。

根據資料記載，嶽麓書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始建於北宋開寶九年（西元九七六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創建，北宋天禧二年（西元一零一八年），真宗賜以「嶽麓書院」的門額。

南宋孝宗乾道年間（西元一一六五至一一七三年），南宋著名的理學家張軾到書院主持講事，朱熹聞名也從福建趕來書院講學，並手書「忠、孝、廉、節」四個大字，刻石嵌於講堂兩壁，所刻四個字筆力遒勁，是嶽麓書院道統源流的象徵。

南宋紹熙五年（西元一一九四年），朱熹任湖南安撫使，書院規制一新，當時有「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的說法。中國歷代文獻史籍並把嶽麓書院與孔子在曲阜附近的講學處洙泗書院並提，譽為「瀟湘洙泗」。嶽麓書院在清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零三年）改為高等學堂；一九二五年，工專、商專與法政專校合併，改稱為湖南大學。

嶽麓書院以保存大量碑匾文物聞名於世，步入書院，大門兩側的對聯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意思是楚國（泛指湖南）人才眾多，這裡（指嶽麓書院）尤為興盛。講堂內的七副對聯更為人耳熟能詳，包括「工善其事，必利其器；業精於勤，而荒於嬉」等。

圖：網路/ 文：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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