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諸葛亮的確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但是就其在政治、軍事上的建樹來說，歷史上能與其相侔甚至超越者並不乏人。而他之所以被歷史的大潮推上神聖的彼岸，名播天下，譽滿古今，成為一種罕見的文化現象，其謎底就是在他身上幾乎集中了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所固有的全部美德，是封建社會理想人格的真正化身。這種理想人格，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匡世濟民的價值取向，睿智卓越的處事能力，知難而進的人格力量，高風亮節的道德懿範。
勉縣武侯墓大殿內諸葛亮像
- 匡世濟民的價值取向
諸葛亮所處的歷史環境，正是政治腐敗、經濟凋敝、戰亂不已、社會動亂的黑暗時代。當時的儒林可以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為長期禮教所薰陶而造就的虛偽者。在這類人身上，毫無人格可言，也不存在著任何正確的價值取向。第二類是消極遁世者。這類人目睹社會的黑暗現狀，不勝憤慨和悲哀。可是又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這一現實，於是就試圖躲開這一切，以不與骯髒事物同流合污為自己的人生追求。面對社會和人生，他們軟弱地闔上雙眼，而忘卻了自己應盡的責任。第三類，是一群有其志而無其才的狷介儒士。他們既不像禮教異化者那樣的虛偽卑鄙，也不像消極遁世者那樣的委曲求全。而是試圖拯救社會，恢復綱常。可惜的是他們思想僵化，才能不逮，僅富有善良的願望，而無卓越的匡世濟民本領，終究不能有大的作為。雖有可敬佩的價值取向，卻無能力實現自己的初衷。
反觀諸葛亮，則與上述三類人有本質的不同。他的價值取向是積極的，他的理想追求是明確的，他實現價值取向的途徑是可行的，因此他的人格是完美的。
他的積極價值取向，首先表現為“入世”態度。儘管他早年曾隱居隆中，躬耕田畝，自己也曾表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但這不過是其等待時機，以求一顯身手的過渡。從本質上說他的人生態度是“入世”的。他以“管仲、樂毅自比”，就是證明。因為以管仲、樂毅自比，表明他始終沒有忘懷災難深重的社會現實，始終沒有終老山林的打算，而是希望審時度勢，把握機遇，有朝一日走向社會、施展才能。就像當年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一代霸業；樂毅輔佐燕昭王破齊興燕，揚名天下。正是在這種價值取向的規範下，諸葛亮早年在形式上雖有一段隱居躬耕的經歷，但實質上卻一直留心觀察當時社會的變化，瞭解政治、軍事形勢的發展，故一旦遇上明主，就能提出《隆中對》這樣高屋建瓴的戰略指導方針，並“遂許先帝以驅馳”。而一旦投身於現實政治，又能“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認准目標，義無反顧奮鬥到底。
- 睿智卓越的處事能力
在諸葛亮身上，高尚志向和卓越才能這兩者是高度統一的。他具備傑出的決策能力、管理能力和應變能力。審時度勢、通權達變、駕馭全域、關照細節是他處事接物方面的主要特徵。“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正是對他才能的最好寫照。正由於諸葛亮具備著這一基本素質，他才成為大家心目中一致公認的智慧化身、天才代稱。即使是他的敵人，也不得不稱道他為“天下奇才”。
這裡我僅想通過對諸葛亮天才軍事藝術的透視，來展示其處事待物的風采襟度。
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曾提出了這樣的觀點：諸葛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才，優於將略”，又說諸葛亮北伐“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後代有些人受這種說法的影響，認為諸葛亮長於政略而短於軍事，其實這純屬誤解。
平心而論，和其政治能力一樣，諸葛亮的軍事才華也非常突出。這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具有洞察全域、預見勝負的戰略眼光。諸葛亮軍事謀略最高明之處，在於他重視對天下形勢的觀察和分析，善於從複雜紛亂的現象中認識和把握事物的本質，洞察歷史發展的進程，並在此基礎上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和具體的策略步驟。其次，諸葛亮具有因情制敵、指揮若定的用兵天分。他善於根據《隆中對》所制定的戰略方針和策略步驟來決定展開軍事行動的時機、規模、方向，實施高明的作戰部署；他善於將軍事進攻與政治攻心結合起來，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勝利；他善於料敵察機，乘隙蹈虛，通過迅速猛烈的行動，打開局面，奠定勝利。
- 知難而進的人格力量
諸葛亮之所以成為理想人格的象徵，又一個重要因素，是他身上充沛著知難而進、鍥而不捨的人格力量。主觀動機與客觀條件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理想追求與實際事物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決定了諸葛亮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悲劇。“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的浩歎，正道出了諸葛亮悲劇命運的必然性。
平心而論，諸葛亮預定的追求目標，本來就是遙遠而很難企及的。他所輔佐的劉備集團，勢力弱小，根基薄弱，要從無立錐之地發展壯大為混同天下的局面，雖有可能，但卻並無必然。《隆中對》中所提出的“跨有荊、益”兩州的設想，在實際中很難真正行得通。因為荊州地處中樞，利之攸關，勢必成為吳蜀雙方相爭的焦點，蜀漢要在保有荊州的前提下，維持與東吳的聯盟關係，幾乎是一廂情願。而一旦失去荊州，北伐中原、完成統一也就喪失了勝利的充分條件。更何況即使在兩州同時出兵發動鉗形攻勢的情況下，也需要先具備“天下有變”的條件，而“天下有變”又恰恰是一個最難確定的變數。所以，儘管有種種客觀因素加速了荊州之失事件的過早發生，但從根本上說，吳蜀聯盟的破裂乃是時間上的遲早問題，而已處於相對劣勢地位的蜀漢要長期保有荊州，也是可能性甚微的。
一旦“委棄荊州，退入邊蜀”，諸葛亮事業成功的可能性就幾乎不復存在了。因為巴蜀畢竟是一隅之地，這就決定了蜀漢的人力、物力處於劣勢。用張儼《默記》的話說，就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這一點諸葛亮本人也是非常清醒的：“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而其主要對手曹魏，卻佔有壓倒性優勢，“據天下十倍之地”，“據牢城，擁精銳。”真可謂是“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更為不幸的是，諸葛亮所面臨的敵方統帥恰恰又是同樣具有雄才大略的司馬懿，“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客觀形勢的不利和所遇對手的強悍，使得諸葛亮的北伐戰略之舉只開花不結果，“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
然而諸葛亮人格的偉大，恰恰在於他勇於向悲劇性命運挑戰，決不向困難和絕望低頭，集中體現了不計成敗、知難而進、鍥而不捨、舍生求義、臨危不懼、雖死不悔的道德情操。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為此他“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為幾無希望的北定中原、興複漢室的前途而努力。一息尚存，進取不止。在悲劇衝突中完善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塑造。
從更深的層次考察，諸葛亮知難而進的人格力量是和我們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相吻合一致的，正是這種根深柢固的文化傳統，塑造了無數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磨礪了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強精神，規範了後世人們的理想追求，注入了社會發展的勃勃生機。
- 高風亮節的道德懿範
諸葛亮成為千百載來無可替代的理想人格象徵，其個人品德的高風亮節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諸葛亮的身上，幾乎集中了封建政治人物的全部美德，堪稱為封建社會中的道德楷模、精神偶像。大致而言，諸葛亮的懿范美德集中體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忠君愛國，矢志不渝。諸葛亮作為一代名臣，一生忠貞愛國，志在匡複漢室，吊撫黎元，矢志不渝盡忠於劉備父子。他曾明確表白自己的心跡，即自己一生的奮鬥是出於對漢室的忠誠，對劉備父子的效命，無論是籌畫三分，還是平定南中、北伐中原，其動機都是“報先帝”、“忠陛下”。所以，儘管在個別時候由於種種原因，劉備對諸葛亮寵信和作用似乎並未真正竭盡其才，僅僅讓他承擔一些“調其賦稅，以充軍實”、“足食足兵”之類的後勤保障工作，兩人關係也似乎並未真正進入魚水相契的境界。但是卻從未見諸葛亮有絲毫的怨嗟之意，而是毫無條件地服從大局，勤勤懇懇地奮發進取。由此可見，在諸葛亮身上，忠君與愛國是高度統一的，公心和私德是融會一體的。這作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無疑要受到後人的推崇和仰慕。
嚴于律己，淡泊廉潔。諸葛亮的高風亮節也表現為他嚴於律己，光明磊落。諸葛亮出山輔佐劉備父子，先後任軍師中郎將、軍師將軍、丞相等要職，可謂身居高位，大權在握。尤其是在輔佐劉禪期間，他是蜀漢政權實際上的領導人，“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可是諸葛亮卻從不為自己謀取私利，而是始終嚴於律己，為人表率。他謙虛謹慎，虛懷若穀，“集眾思，廣忠益”，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他對自己處處嚴格要求，正己而後教人，從不文過飾非，推諉搪塞自己的不足和錯誤。他要求屬下敢於進諫，勤攻己闕，“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他清心寡欲，為官清廉，生活儉樸，潔身自好，從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勢為自己添置財產，做到“蓄財無餘，妾無副服”，“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至“志決身殲軍務勞”之日，全部的家產僅為桑樹八百棵，薄田十五頃。臨終前又遺命薄葬：“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所有這一切，都反映了他清廉自奉、忠心為國的道德情操，作為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國丞相，能夠做到這一點，的確難能可貴。正是由於諸葛亮在各方面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為大家樹立了道德的楷模，才造成了蜀國上下政通人和、官清吏廉、精誠團結、勵精圖治的良好風尚和興旺景象，與此同時也凸顯了諸葛亮獨特的人格魅力。
相容博采，融會貫通。諸葛亮懿范美德的又一個重要內涵，是他重視讀書學習，善於博采眾家之長，不斷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的處事應變能力。具體地說，他在堅持儒學的基本立場前提下，相容博采其他學派的長處，致力於溝通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既有所側重，又照顧全面。在他的身上，儒家的德治仁政原則、道家的豁達人生態度、法家的法治思想、名家的辨名析理觀念、墨家的獻身精神、陰陽家的變化理論、縱橫家的外交才幹、兵家的尚智本色，得到了天衣無縫的融會貫通。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首先具備博大的胸懷，超越的人格。從這個意義上說，博采相容的文化精神，同樣是構成諸葛亮理想人格的有機組成部分。
圖：網路/ 文：阿波羅網
